从《耻辱者手记》到《中国站起来》，十年前后的摩罗似乎判若两人，令许多人惊诧不已，甚至被旧友视作“背叛”。而他在访谈中解释说，这种“转变是很自然的”——“之前我是站在底层的个人视角向强权呐喊。现在我是站在一个相对的底层国家，向西方强权国家呐喊。”由此，转变的只是视角，而不变的是他捍卫弱势、反抗强权的良知和勇气。这无疑是令人尊敬的价值承诺，其“内争民权，外争族权”的实践导向也非常值得赞赏。但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摩罗不变的“呐喊”风格。过去是呼唤“个人尊严”的呐喊，如今是关于民族国家的“伟大史诗般的呐喊”（钱文忠序文标题）。无论站在什么立场、取何种视角，摩罗的言说总是诗性的、苍凉的、悲愤的、决绝的，长歌当哭，一路奔向“大写的”（个人或民族）纯净而崇高的理念。他的写作无论新旧都透露出强烈的“悲情主义”精神气质。
所谓“悲情主义”，就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的“Kitsch”，常常被译作“媚俗”，却丧失了其中蕴含的深意（笔者多年前曾撰文对此做过辨析）。因为Kitsch并不仅仅意指取悦大众的流俗风格，更主要地是指美学与道德上对“崇高激情”的欲望。昆德拉认为，Kitsch几乎是一种哲学，诉诸纯粹单一的总体逻辑，构建一种拒绝质疑的二元对立世界，寻求极端的确定性。作为Kitsch的悲情主义永远在预谋一个高潮的来临，期待一种“情感沉湎”，或悲痛伤怀，或激昂愤懑或欢欣狂喜……却唯独没有反讽、谐谑与复杂性。因为任何复杂性都是“噪音”，会干扰“唯美”与“崇高”的感动，会使预谋的高潮令人扫兴地落入非纯粹的世界。因此，悲情主义必须干净地“过滤”掉日常实践中那些偶然、多义、暧昧和悖论等丰富的非确定性因素，从而在道德上抵达无可置疑的纯净与崇高，在美学上制造感人肺腑的升华激情。在悲情主义的世界中，只有“呐喊”和“欢呼”，却没有“倾听”和“交谈”。在昆德拉看来，悲情主义埋藏着导向极权主义的欲望，窒息了生活世界的多种可能性，从而扼杀了生命的真实希望。他因此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坦言：我不是反对什么主义，我只是反对Kits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