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自产的中国特殊论也源远流长，自晚清以来从未平息，也有过多次勃兴。由此衍生的一个推论，可称之为“不适合论”：由于中国如此特殊，非中国原产的理念、价值、制度或实践，大多不适合中国国情。曾经有林林总总的不适合论，听上去都振振有词。比如，“西医不适合中国”，因为国人体质与西人大为不同；“自由恋爱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自古崇尚大家庭观念，婚姻不是男女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同校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传统讲“男女授受不亲”；“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因为一个犹太人根据欧洲传统与社会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不可能适合本土国情；“个人权利观念”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人的认同从来根植于群体，而不是“原子化的个人”；“市场经济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取向，中国人又经过社会主义的锻造，不可能接受追逐利润与金钱的价值观。（李新宇教授两年前曾发表《“特别国情论”小史》一文，对百年来流布的“宪政”、“共和”与“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种种说法与理由，做过引人入胜的梳理与解读。）据说，快餐业巨头麦当劳在进入中国之前曾找人评估市场前景，得到的结论是必败无疑。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独特、丰富而悠久的面食传统，绝对不会接受“汉堡包”之类！结果使得麦当劳犹疑不决，在小弟弟肯德基捷足先登之后，才迟缓地做出反应。
而今，从西医到麦当劳，从男女同校到自由恋爱，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市场经济制度，不仅都进入了中国，而且在中国生根开花、发芽结果。以“事后之明”回望，当初那些振振有词的“不适合论”大多是不足为信的武断辩解。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特殊性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也不是说“适合不适合”国情的疑问是一个假问题。关键在于，许多流行版本的特殊论，无论是进口的还是自产的，往往基于某种虚假的本质主义文明论，杜撰出某种固定不变的、同质透明的“中华性”。实际上，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文化因素，以及多种外来的价值与理念，都“共时性地”构成了我们生活实践的地平线，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内在的构成性部分。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解释中国崛起的原因与后果，应当着眼于历史传统制约下的当代实践。而历史的制约与影响从来是复杂和开放的，特别是由于中国传统具有内部的多重性，经典文本的义理、现实政治中的原则和民间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也由于中国在近代以来经历了多次巨大的变迁。因此，每当遇到“特殊论”的时候，我们也许要抛开那些陈词滥调，认真地问一问：“当我们在谈论‘国情’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