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是人类最通常的一种情感，人可以不需要同情，不需要怜悯，甚至拒绝同情、怜悯和理解，但是作为人不可以没有同情之心，没有怜悯之情，没有善待他人之意。而在这一点上，人们对待潘金莲，恰恰过分地铁石心肠，倘若潘金莲仍还活在世上，恐怕她身后的痰水会从衣下流淌，汇成一条白浓浓的溪流。
《水浒传》对潘金莲的行为所述，活灵活现（并不入木三分），使潘金莲世代被读者万夫所指，千人唾骂，这委实上了施耐庵的大当。让人们痛恨潘金莲，同情武大郎，不消说这是施先生设下的陷阱，就连《金瓶梅》，也唯恐读者在这陷阱中陷得不够深苦，作者也把这样的陷阱图纸照搬过去，重新建设，把《水浒传》中盖着草枝的水坑，终于就挖成了可以陷读者以死而难以爬上岸来的一口深井。也就终于把潘金莲盖棺定论为一个淫荡邪妇，使人对她不生出痛恨反而不好意思，反而以为是因了自己的邪恶才不痛恨潘姓的金莲。即便对金莲存有同情怜悯，觉得她嫁给武大委实冤枉，嫁给武二方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这样的思想，也就只能悄悄存于心底，很长很长的岁月里，我们和我们那些先辈读者，都是不敢说出口的。说来也是，你居然发现了陷阱上的草盖，居然不踏将上去，而绕道行走，这样的人哪里会是好人，哪里会忠恳老实，不是盗贼也一定是匪徒。不盗不匪，你又如何能看见陷阱上的草枝？你又如何会同情、理解潘金莲这个邪恶的女人？
其实，这也怪不得读者太多，怪不得今天的读者和往日读者的观念有天壤之别，因为施耐庵在挖设潘金莲这口陷阱时，虽在陷阱上费了心思，想到了遮掩，可毕竟他太有才华，太有才华的人就往往过于自信，过于自信就往往失于疏忽。在第23回，他无意中向我们说漏了潘金莲的身世和禀性，他说：“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娘家性潘，小名唤做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恨记于心，却倒陪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这段在《水浒传》中对人物身世惯常的交代，起码说明了两点：
一是原来金莲是一大户使女。使女是什么人，是社会生活中最为低下的女性平民。最为低下的人，你可想她的家境是多么的贫寒，生存多么的无奈，如果境况稍好一些，谁家父母肯把自己的天资聪颖、长相出众的女儿送到人家家里去做下人呢？
第二，金莲原是一个作风正派的女孩儿。他妈的，可那大户人家的男主人不是一个好东西，总爱对金莲动手动脚，缠缠磨磨。金莲在躲他不开的时候，只好去告诉了主人婆。男主人怕是有几分怕着老婆，眼下老婆都知道了自己对金莲那一层灰红心事，哪有恨金莲的道理，怎会不起把金莲嫁给“三寸丁谷树皮”的心思？
《水浒传》中没有这八九十个字交代也就好了。有了这八九十个字，就不能不使人对金莲生出同情之心，觉得她那一世人生，也确实命苦，倘是她出生在别户人家，比如家里日子些微的殷实，床头的缸里有几把粮食，靠墙的柜里有两件驱寒的衣裳，家里的房子也不那么漏雨怕雪，她父母还会把她送进大户人家做使女吗？
再说，大户人家也并非每个男主人都是见了漂亮女孩眼珠就不会转圈儿的人。大户人家有钱、有粮、有地位，吃不愁、穿不忧，吃不愁了穿不忧了干啥？自然就该读书，一读书就成了圣人贤士，哪里会不懂一把道理，会对使女生出些不安的念想。咳，你说这金莲，她偏偏就撞上了这么一个大户，以为自己家里有些财富，见了漂亮女子眼珠就不转圈儿了。
三说，这大户要嫁走金莲，以解心头之恨，你如果把金莲嫁一个穷得叮当，可比武大长得稍好那么一丁点儿一星点儿的人，也许金莲原来那纯正的心底也就不会改变，可又偏偏清河县有一个“不满五尺，面目狰狞”，又生性懦弱，没有一点聪明劲儿的武大，他就偏偏把金莲嫁给这个武大。这种境况，换了别的漂亮女孩，就能保准她不生二心？会同武大生死相守？何况武二“身长八尺，相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天天吃金莲做的饭，穿金莲洗的衣，躺金莲铺的床，这当儿金莲如果没有一点他想，那金莲就不是人了，金莲就是了一块圣碑。圣碑虽然令人敬重，可那种冰冷着实没有什么可爱。
四说，那大户嫁走金莲，是因了得不到金莲的嫉恨，那么金莲对西门庆生情，为何就不是她对武二的复仇？为何就不是对武二痴情的转移？为何就不是对自己不幸命运忍耐的暴发？为何就不是向社会、命运的一次大抗争哩？
我在16岁上读了《水浒传》，荒荒唐唐，嘈嘈杂杂，这都是我16岁时读完《水浒传》第23回至25回的杂念。岁如河流，到了我36岁，才仔细读了《金瓶梅》，本以为这些杂念都已忘却尘封，谁知在读了《金瓶梅》之后，才明白原来那关于潘金莲的一些似乎不怀好意的杂念，却还鲜灵活现在我的头脑之中。原来所谓的记忆，其实是一条永无止尽的路线，而对潘金莲的少年怜悯，则是这条路线上的一个破败小站。小站虽然破败，可也许是重要的一站呢。
我想，在某一天里，我会把“少识潘金莲”写成一篇小说，就像爱好素描的人，把一个破败寒微的车站画入他的画夹一样。这是读完《金瓶梅》之后，产生的写一篇关于我16岁时所识潘金莲的小说的念想，然时又四年，却还终于没有动笔，没有向人们说出“金莲，你好！”那句话来，但无论如何，我已经沿着偏僻的铁路，走进了我记忆中的小站。
1998年11月3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