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无穷无尽，因此世界才漫无边际，这给小说家带来的难题是，我们倾尽才力，也永远无法挽住时间的流逝，无法还原历史的本真，无法还原生活的本来和人类丰富的意识与情感。甚至，我们无法还原一群人、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事实上，作家永远是生活面前的低能者。当我们试图以故事的形式去恢复这一切时，历史和现实对我们的嘲笑震耳欲聋，正如，没有哪一代国画家能够穷尽大地和山水，也没有哪位大师能够真正画出山水之灵性，大地之雄沉。虾、竹、马、云、峰、庵、荷、草、牛、童等等，即便传世，也没有活虾之鲜，真竹之翠，实马之奔，白云之变……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教训：人类无法再现逝去的人类。再现的本质意味着接近死亡。
但是，艺术不会因为无法再现而长眠，和医学无法最终挽住生命的消逝，但不会因为生命总是那样消逝医学就停止它不懈的进取和探索一样。艺术在历史和现实面前碰壁之后，没有找到再现历史的本真之道，没有找到再现刚刚过去就又成为历史的现实的本真之途。但艺术找到了它自己，作家找到了它自己，小说家找到了它自己，找到了再现即死亡、再造即新生的本质。《战争与和平》不是滑铁卢的回忆录，《红楼梦》也不是大观园的自画像，马尔克斯用自己的笔去“再造历史”，福克纳也一样用自己的笔去“再造”美国南方土地上的“现实”。其实，一切成功的典例，都是“再造”的结果，而不是“再现”的收获。之所以有的作品留下了，有的作品死亡了，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再造”与“再现”。再造的不一定长寿，但再现的一定短寿。作家的才华并不表现在你再现生活与历史时临摹得如何逼真，而表现在你再造时想象的丰满和坚实，想象的夸大和逼真。换句话说，“弄假成真”是作家最基本的特性，“弄真成真”是历史与现实对我们的嘲弄，而一旦“弄真成假”，则是历史与现实回赠给作家的一记耳光。
作家的职责，就是在“弄假成真”中展露自己的才华，就是通过“再造历史”与“再造现实”，从而达到“还原”人类的生活、意识、情感的目的，使人们在“再造的历史与现实”中看到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看到自己在过去和将来的意识与情感。这也许不是所有作家写作的宗旨和目的，但这一定是我和许多朋友的憧憬和理想。我早期的写作怀着再现生活的目的，曾经力图通过“再现”来达到对历史的还原，而其收获的荒芜最为清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自己。而今天我用我流逝的生命所证实的，不是别人的经验，仅仅是我自己从“再现”那儿头破血流之后，开始了对“再造”的领悟和尊重。我的一些作品，如《年月日》、《黄金洞》、《天宫图》和《寻找土地》等，都是这种“再造”的实践。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则是一次总结性的实践。作品中的历史与现实，或是人物与语言、结构与叙述，无论成败得失，都是我对“再造”的一种真诚努力。
再造是根本的，再现是浮浅的；再造是坚实的，再现是松散的；再造是在心灵中扎根，再现是在腾起的尘土中开花。不能排除“再现”可以出现优秀作品的可能，因为毕竟现实的丰富和深刻比作家所能知道的丰富更广阔，比作家所能有的思考更深刻，这需要作家必须有“弄真成真”的能力。而问题在于，当我们怀着“弄真成真”的目的去做时，结果却往往是“弄真成假”，完全类似于国画师的最终收获。也不能排除“再造”的结果是一堆纸浆的可能，因为“弄假成假”比“弄真成假”更容易，“弄假成真”比“弄真成真”更艰难。然而，一个作家应该在“再造”中冒风险，有勇气，应该在“弄假成真”中考验自己：考验自己的毅力，考验自己的才华，考验自己的创造，而不是在“再现”中怀抱着鲜花向读者微笑。应该坚信，今天迎来微笑的可能是“再现”，而明天迎来微笑的一定是“再造”。倘若我们对“再造”的努力，在今天和明天都一无所获时，问题一定出在我们的能力上，而与“再造”无关。“再现”如果不是通向死亡之门，也是可以望到死亡的途中之岗，而“再造”如果不是通向生命之道，也是一条通向新生之途。走向“再造”，并不等于走向成功，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在“再造”中的创造能力。《日光流年》不一定就是“再造”的成功之例，但它给我铺设的“再造”途中的桥梁，却使我在写作的行程中感到欣慰。
可以说，《日光流年》是我40岁前对“再造”的一部倾心尽力之作。我不能完全满意《日光流年》这部小说，但我完全满意我目前的写作状态，满意我对“再造”所付出的心血。
1998年12月6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