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登（S. G. F.Brandon）的 Man and God In Art and Ritual，对形式的探讨引导到宗教仪式上，坎培尔（Joseph Campbell）的 The Mythic Image把形式思考与民族的神话和宇宙观结合在一起，都属于同一类型的对“美”的再发现，也使近代的艺术史与美学研究拓展到更新的阶段。
这些，都明显地给了我多方面的观念上的影响，使我重新去排列接触过的各种中国艺术，试图从其中找出形式象征的意义。
因此，这本书不算是艺术史的论著，而是依靠着中国艺术史的资料，试图初步建立起中国美学的几个基本观念。
《周礼·考工记》中对于艺术材质的分类给予我很大的震惊，事实上，许多更为纯粹的对艺术的思考，中国古来的典籍中的记录，毫不逊色于西方现代的前卫革命。
我因此对石器、陶、青铜，以《考工记》的方式，把它们还原为石、土和铜，是中国初民对物质的最初的思考，它们便不只是断代艺术史上的石器时代、仰韶或商周，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民族对物质特殊利用的方式所完成的形式规则。
对汉隶与汉镜的形式思考，也在于复活汉代形式中真正的美学本质。
这样的讨论方式，衔接着编年的意义，使人容易误会是中国艺术史，事实上，应当是中国艺术形式的几个基本观念的省思。
在中国近一百年混乱而彷徨的历史处境里，要留下心来，思考有关那古老中国曾信守过的，坚持过的生命理想、美的规则，有时，连自己也要不禁怀疑起来吧。
然而，那些玉石、陶器、青铜、竹简、帛画、石雕、敦煌壁画、山水画……犹历历在目，它们何尝不是通过了烽火战乱的年代，从那最暗郁的历史底层，努力地仰望着，仰望着那永恒不息的美的光华。
而这《美的沉思》的工作，便是我自己许诺给这个民族的一愿吧；我愿一百年历史的噩梦过去，在醒来的时候，这古老的民族，仍然记忆着那千万年来他们信守过的土地与山川，记忆着那千万年来，即使残破漫漶到不可辨认，依然闪耀着不朽光芒的玉石、陶器、青铜……
这《美的沉思》也只是我个人在历史的劫毁中小小的一梦，许诺给引领我的前人、师长、朋友，许诺给后来者——因为“美”，我们便可以继续前行。
蒋勋 一九八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