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分段连载延续了有两年之久。
至于这本书中有关问题的思考，时间则更长了。
走到美术理论的专业上，最初只单纯是因为一些“美”的感动；那些诗歌、音乐、绘画、雕塑与建筑，在最沮丧致死的时刻，依然焕放着生命动人的光彩，使我相信，那“美”便是生命的唯一目的和意义吧。
在故宫读有关中国艺术的种种，也还只是停留在对“美”的直接的、单一的感动上。
这些莹润斑驳的玉石，这些满是锈绿的青铜器，这些夭矫蜿蜒的书法，这些缥缈空灵的山水画，却逐渐使我开始思考起它们形式的意义。
仿佛历史的渣滓去尽，从那份浮华中升举起来，这“美”才是历史真正的核心。
这“美”被一层层包裹着、伪装着，要经过一次一次时间的回流，才逐渐透露出它们真正的历史的意义。
“美”比“历史”更真实。
我所受西方艺术理论的训练，也使我在一段时间以更严格的方法来观察艺术作品——作为人类文明中最高的一种形式象征，它们，在那浮面的“美”的表层，隐含着一个时代共同的梦、共同的向往、共同的悲屈与兴奋的记忆。
我习惯于把诗歌拆散为文字、音节，把绘画解散为形状与色彩，把雕塑还原为材质的体积、重量与质感，把建筑归回，成为初始的空间……
在形式的背后，有更为本质的形式。
当一层层形式的伪装剥开之后，我们才窥探到一点点“美”的真正的本质。
西方现代艺术中一些基本“还原”的观念，从泰纳（H.Taine）到保罗·克利（Paul Klee），都使我重新缅想起古老中国哲学中对本质的深沉思考。
泰纳在9世纪末，衔接了艺术品、历史与社会三者的关系，他在《艺术哲学》（La philosophie de L’Art）中对“艺术品”的“还原”，还是承袭了黑格尔的观念，把艺术当成历史的一种形式来考察。
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讨论“现代艺术理论”（Theorie de L’Art Moderne）文章的保罗·克利，则从纯形式思考的角度，剥开了传统艺术的伪装，直接触碰到“美”，作为一种形式更为根本的原质。
从社会学的、心理学的不同角度，结合了艺术史的、美学的观察，“美”作为一种象征时被讨论，逐渐成为这半世纪来的学术发展，荣格（Carl G. Jung）所领导的对“人及其象征”（Man and His Symbols）的一系列研究，便在60年代，对人类不同的艺术形式做了超越传统艺术史与美学的分析，使“美”更具体地被当做一种文化象征来看待，也使“美”更为真实的形式意义显露了出来，成为每一段人类历史动人的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