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蒋介石决定进攻延安，风暴将起
蒋介石思想中常常存在许多矛盾，因此在政策上，也常常举棋不定。抗战初期，他摇摆于战与和之间，和中共结成联盟后，他摇摆于“抚”与“剿”之间。所谓“抚”，即是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所谓“剿”，则是军事进攻。在延安方面发表《质问国民党》一文后，尽管蒋已经决定对中共以“放宽为主”，但是，进入8月以后，他的军事进攻的念头再度泛起。
当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宣扬只有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在第七章中，蒋介石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共在陕甘宁等地建立的边区为“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是“武力割据”，宣称“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该书并称：“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蒋介石这样写，实际上是在为武力进攻边区制造舆论。7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陈伯达所著《评〈中国之命运〉》。8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再次发表历史学家吕振羽的文章，批驳《中国之命运》。蒋介石认为，延安方面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意味中共将坚持“割据”，用“政治方式和平解决”的希望已经完全失去，“不得不准备军事”。8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共匪复乱，不能挽救。此时在我以延长至有利时机再加讨伐，一面应积极准备，好在危机已过，匪乱不能妨碍我抗战大局也。”次日日记云：“共匪非武力不能解决，惟在减轻其程度而已。”
延安方面的“宣传攻势”让国民党的“闪击”计划提前曝光，自然，很快传到国外。不仅俄国人担心，也让美国人不安。8月6日，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在莫斯科发表《中国内部发生严重问题》一文，宣称重庆政府中的投降与失败主义者要求解散中共军队，对日进行光荣议和，其结果可能促成内战或日本之胜利。同日，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也得到消息：国民党限中共于8月15日之前“归顺”政府，否则“采取对付办法”，急得马歇尔立即派员向宋子文递送急电称：“现值我同盟国正应全力应付日本之时，如所报属实，诚可焦虑，能否即设法避免此种情事？”宋子文立即电蒋报告，他猜测，美方消息可能源于苏联“密告”，表示“一时无法查悉”。蒋介石接到宋的报告后，大为吃惊，但他立即肯定，这是俄国的宣传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嘱咐陈布雷即时回电解释。日记云：“俄国一方面发表中国局势严重将有内战之消息，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当局造谣宣传”，“可知俄国谋我之切与其所谓解散共产国际者皆欺世妄诞。”日记同时指斥中共“为俄作伥”，“其罪恶则又甚于汉奸十倍”。这样，他就又觉得必须尽快以武力消灭中共了。当时，美英联军已经进入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垮台，苏联红军正在库克斯克与德军决战，苏军胜利在望。蒋介石8月13日日记云：“共匪之制裁非在欧战未了之前解决，则后患更大也。”“对共匪计划，无时或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