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国际的解散与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撤销(7)

抗战初期,在各方推动下,国民党决定邀请各方人士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咨询性的民意机构。8月14日,蒋介石决定利用参政会宣布并判决其所谓中共“破坏抗战之罪状,警告其速归顺中央,完成统一”。17日下午,蒋介石“研究陕北地形与剿匪计划甚久”。18日上午,蒋介石致函胡宗南。同日,将“对共匪军事准备”、“对共匪宣传计划”、“对共匪之总方略”作为今日三大要事,要求“切实决定,以便付之实施”。一方面,他在日记中为自己打气,“不能再事被动消极,顾忌太多”;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自己“熟虑断行”,“不敢出以孟浪之举”。24日决定召胡宗南来重庆,同时拨发胡准备金1000万元,闪击延安计划即将进入实质阶段。

蒋介石开始估计进攻延安后的各种可能情况:甲、持久不能解决;乙、倭寇乘机进攻洛阳、西安;丙、俄国干涉,进攻西安;丁、中共向晋西、陇东、宁夏逃窜;戊、在国民党军反攻倭寇时扰乱后方。8月25日,蒋介石用半天光景研究国际与国内形势,做出结论,在日记《杂录》中写下了一份详细计划。计划分中共问题、苏俄问题、中共与苏俄关系三大部分。他说:

中共问题,无根本消灭之法,但不能不有解决之方案。如果始终要用十军以上兵力防剿陕北之匪区,则不如先捣毁延安巢穴,使之变成流寇,无立足余地为上策。

这就是说,蒋介石经过反复长考之后,终于下决心要进攻延安,使中共中央放弃延安,成为“流寇”,然后以十军部队在后方各地,一面防范,一面搜缴,各个击破,分别肃清。

计划规定以三个月为“积极准备时期”,以威胁与压迫之手段,造成其内部之恐怖状态;以宣传与政治手段为主,而以军事力量为从。关于进攻时机,蒋介石选在日苏和战未决与德苏战争未决以前,认为这是最“有利之时机”。计划写道:

延安必须于德俄战争未了之前与倭俄未确切妥协之时,更须于我对倭总反攻之前,从事肃清为妥,过此则无此良机,如是共匪坐大,中国莫救矣。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这一时机,主要考虑的是苏联因素。在蒋看来,如果苏联的对德战争胜利,或者苏日妥协,苏联都将能腾出较多力量来支持中共,不利于蒋的反共军事。他认为,在亚洲大陆,苏联必然与英美“平行瓜分中国”,也必然要利用中共,所以必须“冒大险,赌存亡”,解决中共问题。

接连几天,蒋介石紧张研究“进剿陕北计划”,开始调动兵力,如:调青海骑兵两团到陇东,令宁夏方面积极准备中共向西突围等。他甚至开始研究外蒙古地形与道路,大概是为了堵住中共向北转移吧!同时,蒋介石也在拟订“对共匪罪行宣布之重点”。8月29日开始写了四条,后来又写了五条。显然,这是为了从舆论上加以配合。31日,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共匪不灭,则对内对外之隐忧皆不能消除也。故一切问题,皆应集中于剿共一点。”又在《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写道:“对共匪宣传与进剿方略之决定。”

第三国际解散后,蒋介石即计划进攻延安。不过,他极端保密,只向胡宗南个人透露,军事委员会的要员们都蒙在鼓中。直到9月1日,他才在会报会上向徐永昌等出示手示,拟即令准备进攻延安、边区、中共等。9月3日,他与陈布雷、王世杰商量,提议由军事委员会或政治部正式宣布中共“罪状”,使中外人士皆能了解其“奸谋”。9月5日,他决定对边区和中共部队进行“隔离”,不再承认其为中国军队,更不承认其为抗战团体,预定解散第十八集团军在重庆的办事处,封闭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同日,蒋介石召见胡宗南,“研究对共方略”。……

乌云密布,风暴将起,中国再次面临严重的内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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