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蒋介石在内战战场上一再惨败，研究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他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得到启发，认为其关键在于中共得到农民拥护，于是下达手令称：“吾人必须打破其优点，为尔后发挥战斗力之要着；其对策应考虑土地政策，实行耕者有其田，并于收复区已分配之土地，承认其所有权，以争取农民。”蒋介石的这一手令较之上述《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显然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但是，国民党正依靠各地的地主“还乡团”进攻中共的解放区，何能真正实行？
中国地主阶级是一股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强大社会力量。国民党要反共，除了依靠地主阶级外，别无他途。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训令各级党部称：“对于地方上纯正老成，办理社会事业著有成绩、乡望素孚之人士，应与之切实联络，使其劝导当地民众，共同组织，以增加剿匪工作之力量。”这是国民党明确依靠乡村地主阶级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宣言。1932年12月23日蒋介石日记云：“此时应积极剿匪，以求社会之安定。”当时的中国，乡村土地大部分为地主占有，中国要进步，要发展，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然而，蒋介石却要“求社会之安定”。这样，他就必然要从改良主义进一步蜕化为保守主义，以维护和保持旧的社会秩序。
国民党在1927年“清党”之后，其成员的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40年11月8日，唐纵访问谭平山，谈对中国政治前途的估计，讨论从何处下手，挽救当时的政治危机。谭称：“救国必先救党”，“必须清理党的成分”。他说：“国民党的党员大都是地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与三民主义的精神正相反，何能望其执行三民主义之政策。” 1949年7月，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指出：“在上海、汉口、平、津及广州的同志，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和买办、流氓妥协；在其他各省的同志，亦均与土豪劣绅结不解的政治缘。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本都是时代的渣滓，应在肃清之列，但由于一些同志的畏难苟安，不去肃清他们，结果他们的势力就反而壮大起来，变成了各地的实际统治者。”这一段话，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国民党及其政权的阶级基础的变化。其结果是，国民党党员中的地主阶级分子愈多，其实际政策的推行又要依靠地主阶级和“土豪、劣绅”，国民党所有的改良、改革自然无从实行。抗战时期，四川一度发生严重粮荒，国民党内很多人主张查封地主囤粮，唐纵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查封的事情，大致不会实行。我们的政策，依然放在资本家、地主、土豪劣绅基础上，米荒的基本原因，是无法解消的。”米荒问题无法解决，其他改良主张当然更无法贯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