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们必须面临的语境，创作是这个语境下的池中之物。如果用“中国盒子”的模型来表述：最大的盒子是艺术家背靠的中华五千年文化传统；中间的盒子则是共和国时期的美学征徽，每个艺术家都是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最小的盒子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现实，艺术家们从中看到了媒介社会、消费主义、全球化和科技变革。
作家哈金曾经感叹中国人为什么写不出“伟大的中国小说”？他的观察是世界性的作家们在一起探讨个人性与整个大陆的命运如何联系起来，他们争分夺秒地写作，有写出伟大小说的愿望。而中国作家则止步于生活上的改善、坐飞机的旅行和人际关系的比较。在艺术界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要追认“伟大的中国艺术”在哪里？难道还要去老祖宗的存货那里找依据吗？
在商业和学术之间，必然有知识分子式的选择。而艺术也必然回到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态度中来。这也是第三代知识分子艺术家面临的任务。徐冰、黄永砯、谷文达、王智远、秦玉芬、冰逸，还有已去世的陈箴，他们曾经或正在修复断裂的传统，并且融合已有经验和视域。在东方与西方，在中国传统与中国现实之间，这一批有过海外经历的艺术家们，试图用他们的作品，重新审视我们周遭的世界，以及面对自身的困境。
徐冰正在进行中的《木林森》计划，是能体现“艺术为人民”理念和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作品，不仅如此，还深刻改变了非洲肯尼亚绿化带荒漠化的现状，这是一件卷入式的作品，每个参与者都在推进它。黄永砯的作品具有其哲学意味的思考和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其《波期湾战争占卜》就是这类代表，玄学和形而上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解放，黄永砯的作品在人类永恒的战争阴影之上，再蒙上一层哲学阴影。谷文达续行其《唐诗后著》的影响力，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的养分使其能淡定于艺术世界，形式的厚重与内容的机巧形成的错愕，打破了“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儒家教义。王智远从澳大利亚回国后，潜心于他的“内裤”式表达，狂放的视觉看似荒诞不经，实则有严肃意义的拷问。秦玉芬沉潜于材料与装置之间的关系，她的表达同样具有知识分子的情怀，严谨、细致、悲悯，其边界已延展到体力之外。年龄最轻的1970年代艺术家冰逸，多年美国名校的教育和艺术史的修习，加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艺术天赋，使其作品气象甚巨，观念超前，兼有文人画和女性情态。
以上第三代艺术家并未形成群体，因为他们各自具有创作方向和艺术理念，经验与视域各不相同。在海外时期，他们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关系在时间性上是疏离的，在主题性上是重叠的。“中国性”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创作母题，他们须臾未曾离开过自己的母语、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同时，在技术、观念、思维上又能打通与国际当代艺术的某种关系、关联和关节，他们预演与展示着中国当代艺术的与国际当代艺术接驳的走势与趋向。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充当全球消费主义盛行下的中国符号，而是自觉传承了中国文化的美学趣味、东方意旨和面貌更替，在学术性和执行力方面扮演着“永不过时的先锋派”。当年出国的青年艺术家，目前已成长为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中流砥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