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艺”是不容忽略的，“道在技中”。折磨与磨练都是成为艺术家的必然之路。任何妄图取巧的方式，都像猛然爆发的火焰一样，很快又黯淡下去。我们必然有支持自己内心的手段，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用之不竭地去粹取生命中最重要的精神形式。“跨界”也是当代艺术经常采用的一种“修辞”。跨界即打通各专业领域，形成一种“自由联合”或“万物皆备于我”的艺术生产方式。在跨界艺术中，艺术家充当着导演、总控制人或协助人的角色，他必须冒险、实验，动员诸多工匠和专业人士，以配合他艺术实践的完成。有时，他是设计者、蓝图绘制者，而更多时候，他是一个妥协者，向方方面面的集约生产妥协，在不断的坚持与妥协中，作品一步步表现出它的本体样态——至此，“阐释”又开始了，当代艺术最吃惊的成就是，离开阐释就无法独立存活，这也因之养活了一条“生产－消费”的产业链。在这样一个链性结构中，每一个份子都是共谋中的一员，即便反对者的存在，似乎也是天然的合谋者，他厘清了道路的边界。
因为“阐释”，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哲学”如此之近。本来艺术、诗歌和哲学就是近亲关系。但今天的艺术，落入某种哲学的阴谋之中，艺术家希图他者从自己的作品中辨认出“哲学”的意味出来。艺术家希图作品是所指，而哲学是能指。但当代艺术作品更像快速的搅拌机，总是来不及消化哲学体系与大部头著作，便只能在一种“半吊子哲学”的状态下游离和搭讪。
当代艺术的兴起与全球性“中产阶层”的形成不无关系。当布尔乔亚都演变成新贵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渴望满足自我权力地位的确立及形成新的意识形态。而新的审美观正是自我意识形态刷新的一部分。冷战之后，庞大的资本主义集团与东方阵营的独裁在玩一种利益交换的对冲游戏，全球化的本质是各取所需。意识形态集团向利益集团折衷而互渗。在横向扁平化的物质世界中，每一个城市都变得同质化。人类制造了历史上最高数目的城市化部落。与此同时城市化的膨胀也容易变得失控了，人们的生活在失重的状态下，精神也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这种精神化抵制的局面似乎等待艺术家们的拯救，但荒诞的是：病人找到了病人。艺术家群体本来就是精神性疾病的受控者。但似乎我们的批评家有意识在回避这个局面——没错，当代艺术需要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的介入——但我们只能在一些哲学家那里找到思想资源，弗洛伊德、福柯或荣格。然而大师显然是不屑于当代艺术的弹丸之术的，毕竟，当代艺术的版图并不辽阔，它仍然是少数圈层的玩物，但更大的可能是这些大师们生不逢时，他们无法插上一脚。
而意图将当代艺术“学术化”的种种考量，几乎都是“失效”的。除了忠诚的纪录以留待后人之外，学术对此实在无能为力。它唯一的好处是制造一种“虚假繁荣”。也就是说，“当代艺术”与“学术”在一起炮制“幻觉”。没错，当代艺术因其视觉的特殊性，它易于“制幻”。它是一门制造幻觉的艺术，有时，它让你觉得生活是美好的；有时，它让你认为生活需要批判。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再充当先锋而前卫的代名词，一切回到“当代”，每天产生一个主义的当代，每个主义都可以存活十五分钟。“后现代之后再无理论”的理论，本身也是一种理论。
当哲学已经每况愈下的从关注心灵一路滑下语言分析哲学时，你又期待理论有怎样的建树呢？无论是维特根斯坦还是德里达，他们在陈述什么呢？维氏言：“对当下的兴趣不过是一种哲学的、或者也有可能是艺术的职业癖性，一种需要哲学批判去疗救的形而上学病症。”（谢谢，你发明了新的说法。）德氏则擅长解构，他指称“在场”原是被过去和未来所腐蚀的，存在的核心总有不在场，历史不能被理解为“在场的接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