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是2003年到华东师大来做特聘的。来后，我一直很注意为华师引介人才。第一个引介的是沈志华，第二个就是高华。
对于沈志华来华师，我做的具体工作不多。但对高华，我一直在做联系和推动的工作。
因为我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参加民国史研究较多，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民国史的人比较熟悉，知道他们内部人事关系较复杂。高华在南大取得博士学位后，也算是民国史研究队伍中人，却始终融不进南大民国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职称的问题解决得也不顺利。尤其是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各种意见纷纷攘攘，一时争议不断，在重视民国史研究、轻视中共党史研究的南大历史系，他的处境就更显尴尬。
鉴于我初来华师时，现当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华的能力、学问和声望，肯定极有助于华师现当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我便主动联系高华，尝试动员他转来华师。对于高华当时面临的种种困难，我则设法一一向校方探询可能的解决办法。在当时任党委书记的张济顺教授的全力支持下，这件事很快就顺利运行起来。记得当时为他孩子的问题、太太工作的问题，包括他来上海的临时住所问题，每件事我都直接请示张书记和学校有关部门的领导，然后挨个去跑每个部门。光是他的临时住房，为了从房管处最初提供的一居室，换成他所希望的两居室，我就跑过好几次。房子确定后，内部设置、水电煤气的具体情况，我也专门去房子里一一检查过。还记得一切谈妥后高华夫妇一起到华师来，我领着他们去看了在华师二村定好的临时住房。当时，两口子可以说是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我也以为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为了最后落实高华夫妇调来华师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我推迟了去日本的访学。事情办妥后，我即前往日本，并且停留了半年时间。这期间，我得知小刘已经在华师大正式上班，南京大学也同意高华调来上海了，在学校帮助下，高华家已在新校区附近买好了房子??
然而，当我再从日本回到上海，却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华无法调入上海，他的工作调动被迫停止了。
我这里不想复述我所得知的“不可抗拒的原因”是否成立，我只想说，这个消息对华师、对我来说，即便再难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样的创伤，而对高华来说，这一消息则不啻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无论我们再做多少补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华师的教职、招生及相关待遇等，都无法挽回此次挫折对高华身心所造成的伤害。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华原来就患有慢性肝炎，并有过部分肝硬化的情况。同时，高华虽然性格刚毅耿直，对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开，但如许纪霖所言，他个人及家庭过去的经历，决定了他仍旧会对一些事情看得较重，甚至会感到紧张。尽管事情发生后，他当面还会开解我们说“没关系”，但他的一些表现还是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他内心承受的压力非常大。高华的工作调动之事早已成了一些人热炒的话题，个别人甚至在网上对他冷嘲热讽，进行人身攻击。如今调动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风言风语，这对他本来就有疾患的身体显然极为不利。
果然，重回南大上班后不久，他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谁能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帮了高华的倒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