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无论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有多少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评他的叙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并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而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的问题扯在一起。
一
最早知道高华病危的消息，是读到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黄凯平于12月2日夜里的来信。信称：高老师现在每周需换三次血，他家人说，他已到了病危之时，来日不多了。想到高老师正是学术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诸文字，和高老师的学生商量后，希望能有一两位同辈学人与他长聊几次，每次都录下声音，既为高华老师留下他的思考，也使学界少些遗憾。因此，他们分别联系了秦晖和我，秦晖已经答应尽快前去南京，想知道我近期是否方便来做这件事情。
凯平的来信让我很吃惊。因为不久前我还和高华通过电话，一两周前他还表示想要我帮他在华东师大再招一位他认为很不错的博士考生。因此，我有些疑惑地答复凯平说，我很愿意来做这件事，但是，第一，我要弄清楚这个消息是否准确；第二，我要知道这是否是他和他家人的想法。
我之所以没有马上承诺去做凯平他们希望的这件事情，不是怀疑高华病危的消息有假，而是内心里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我曾经两度照顾过病危的患者，非常清楚身为家属在亲人病危时的心情。越是危重的病人，就越是需要休息和避免交叉感染，太多外人探视，特别是长时间交谈，只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危险。做家属的，总是希望会有奇迹出现，事实上我也亲历过这样的奇迹。因此，当凯平第二天来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时，我在回信中特别写了这样一句话希望他理解。我说：“说到底，高华固然是我们大家的，但最主要还是他的亲人的。”
的确，这是我由衷的想法，而且我真的不觉得他会这样快就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