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身份的混淆，在某些时刻又的确困扰了我，尤其当我不自觉地以“政府的人”自居时，聆听老人们的诉说乃至诉苦，就格外有了一份沉重；如果我下意识地将自己当作了一名“记者”，那么，为老人们的境遇大声疾呼，差不多就会成为彼时心里强烈的愿望。
这个写作计划的完成，是我迄今最频繁的与数字相遇的一个写作过程。譬如：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1年年底，中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85亿人，占总人口的 13.7%；预计到 2013年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 2亿，到 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 3亿，2033年超过 4亿，平均每年增加 1000万老年人口。
不消说，对于数字，我颇为抵触，尤其是这些用于数据的数字，动辄以千万计，所表示出的规模，由于太过庞大，反而似乎只具备了某种象征性的意义，降低了它所应有的那种有温度的力量。还有一类数字，是老人们的寿龄。老人们的年岁，作为数字本身，不过百岁，但此类数字我却愿意详加记录。因为，这些在自然数中不过一百的岁数，一旦置换为人的寿命，却都尽显其大。
老实说，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基数上，找到数十位老人进行采访，看起来并不是一件格外困难的事，但事情做起来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这是因为，囿于我们传统观念的约束，老人们陷于“空巢”生活，多多少少都会指向对于儿女们的隐性谴责。实际上，在采访过程中，老人们除了抱怨子女对自己的忽视，更多担心的是——我说的话不会被他们知道吧？不会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吧？于是，老人们便会积极地去为子女们进行辩解，仿佛自己如今的境遇，若能“不拖累”孩子，就已经是人生残年全部的正面价值了。个中滋味，我当然可以理解，但这种状况，有可能会令我采访到的内容有不少“伪饰”的成分，令我难以倾听到老人们内心真正的声音。
我甚至如此想象那位新闻报道中两度自杀的老人——他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是安然沉默着的，平和地思念着儿女，独自忍受着莫大的孤独，或许对邻里们提及子女之时，还是一派夸赞之情，在世人的眼中，他是位福寿双至的老人。但是，他却向着自己的手腕举起了利刃。
因此，对于老人们的话语，我力图如实还原，但经过整理后的内容，一定又会有我的主观色彩。这样一来，对于自己的写作，我也不免担忧，我怕自己会误判了老人们真实的内心。本书以“非虚构”的写作要求为基本宗旨，但在某些段落，的确掺杂了我的某些想象。这种想象，其一是为了在行文中保持某种逻辑的连贯性，其二也使我在面对这个题材时，更能感受到其独具的魅力。我认为，只要本着恳切的理解，我就不会背离“非虚构”的宗旨，用心去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老人，我们便不会脱离上帝所给予的人类生命的边界。
访问对象中以女性老人居多，这不是我刻意选择的结果，其中只反映出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老年丧偶者，往往是女性多一些，先走的那一位，多是男性。而且，也许是我个人的推测——老年男性大概对这类打扰更加怀有抵触情绪。事实上，拒绝我们采访的，也的确都是些男性老人。这种现象颇为有趣，但已经是两性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也许，女性寿命长于男性的奥秘之一，便在于她们更愿意言说。诉说，如果成为人类延寿的奥秘之一，那么，空巢老人生活中的难以言说，便成了一个致命的匮乏。孤独，由此便更凸显了它有违人道的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