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以为，相对于物质力量对于我们的压迫，人类心灵上巨大的困境，更为强烈地作用在我们的生命中。肉体的病痛，物质的匮乏，乃至种种的天灾与人祸，这些似乎都是外力，有时候几乎是不可辩驳与无法回旋的；而心灵专属于我们，我永远在意的是，是什么，让我们的心灵都无法自已？如果说，空巢，衰老，对于我们还是未来之事，那么，孤独，此刻便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它柔韧地蛰伏着，伺机荼毒我们的灵魂。
我想知道，随着我们年华老去，当肉体渐趋衰败的时刻，我们肉体中内心里的那种孤独感，是因何反而逆向生长，越来越蓬勃，越来越庞大，直至茁壮到先于肉体的衰亡来熄灭我们生命的残烛？
我想了解这位暮年赴死的九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们），想了解他的子孙（们）——作为生命的个体。并且想深入了解产生如此伤痛的我们这个老龄化时代的构成方式，了解事实真相——就像走进雾霾里，去化验糟糕空气中真实的化学分子，而不再仅仅是无动于衷地将之呼吸进肺里。
当然，网络上的这则新闻不是让我走进这个写作计划的唯一理由。孤独这一命题，早就是驱动我个人写作的基本动力。但它的确是一个导火索。那位老人安详的面容之下，就是惊心动魄的酷烈。他孱弱的躯体里，藏有骇人的力量，是这个力量，能让他举起那看似轻如鸿毛、实则重若千钧的薄薄的刀片。
以后不久，我就具体展开了访问空巢老人的行动。同时，我还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我要利用假期，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段，带着自己的儿子一同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儿子只有十三岁，正是颟顸无忧的年纪，但我知道，作为他的父亲，我自己终将会有那个概念意义上的九十五岁，关键的是，儿子他也终将会迎来自己的九十五岁。这算不得是未雨绸缪，令生命更加完整地呈现在儿子的眼前，却是我愿意尝试着赋予他的教育。
于是，这些对于老人的访问，基本上是在 2013年的暑假期间和大多数周末完成的。我们父子俩在这一年，走街串巷，深入乡间，频繁地共同聆听着一个个垂暮的故事。直接面对同意“聊聊”的空巢老人，倾听大约两个小时左右，把对话录在录音笔里。两个小时左右，当然这只是平均数，也有用时一个上午或者更长的时候——因为孤独，老人们的诉说欲往往超乎我的想象。他们的诉说，大多数似乎与我们的采访目的没有太多直接的关联，但对于老人整体的生命存在状态而言，却都是弥足珍贵的呈现。
不用说，对话大多相当冗长。而且，一如我们的日常交谈，大部分话题的跳跃性太大，老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热衷于回忆自己的过去，相反，对于自己如今的境遇，他们反而有种近乎羞涩的矜重。这种落差，却让我对此番写作有了某种更进一步的着迷。人性的复杂与深邃，鲜活与生动，在一次次与老人们的“聊聊”中，一次次地被我感受着。
采访当然也有被拒绝的。这本来就在我的估计之内，我将之视为这项工作有机的组成部分。老人们奇特的、有时几乎可被称为“乖僻”的性情，本身就是我要做的这项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事实上，被拒绝的某些场景，如果记录下来，也很能够生动地反映出空巢老人的日常状态——对于这个世界果断地拒绝和粗暴地否定。但由于和整个计划的写作体例不相符合，这种情景大多只好忍痛割爱了。
如何向老人们介绍自己，起初颇令我为难。我很难跟老人们说明我是一个作家，在我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最利于我与老人们闲聊的身份。好在老人们往往有自己先入为主的判断，他们几乎大多数不由分说地将我视为“政府的人”，其中最接近的判断，是将我当作了媒体的记者。对此，我基本上不予澄清，只要老人们愿意对我开口，我未尝不可以来扮演一位“政府的人”，或者是一位“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