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也不是书法家，不是词人，不是画家，本职是个朝廷官员，他却能以书法传世，以词作惊人，他并不把“艺术家”的身份看得有多重，而是宦海沉浮多年，人生得意失意处能因火成烟，写几笔字，作几首词，聊以自慰。宋徽宗的本职更是个皇帝，却撇了江山捡画笔，马上失天下，纸上得天下。贡布里希说，哪里有什么艺术，只有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海子不卧轨，当没有今天的膜拜；顾城不杀妻、不自杀，当也没有今天的盛名；比宋徽宗画鸟更重要的，是他的皇帝身份，比李煜的词作极尽哀肠更重要的，是他以南唐后主的身份被赐予一杯亡命毒酒。
古往今来的艺术传世，假多少人生传奇和世俗传播之名？有多少双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摇旗呐喊？旌旗猎猎背后，艺术不复当初的艺术，艺术家也更不复当初的艺术家。难怪纳博科夫会说：“要小心那最诚实的中介人。要记住，别人给你讲的故事实际上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讲故事的人整理成型的部分、听故事的人再整理成型的部分、故事中已死去的人对前两种人所隐瞒的部分。”所以即使书读百遍，又焉能读出真实心意来？相比较，我还是比较欣赏黄永玉，做艺术，但不只是艺术，纵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他也能从彼山之巅跋涉于此山之深。他写《比我老的老头儿》、《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都有比文学家还文学家的功力，这跟他的身份无关，跟他的“去艺术化”和“归人生化”有关，而有的艺术家写作唯恐不“艺术”，唯恐丢了“艺术家”的身份。
归国十年来，陈丹青已出版了多部随笔集，从最早的《纽约琐记》，到《多余的素材》，再到《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等等，人们似乎对这位靠《西藏组画》名噪一时的画家的绘画身份越来越淡，对他的民国范儿、文字书写和隆隆骂声却越来越接受。陈丹青的好，即在于他虽然有艺术身份，也谈艺术，但是每每却能跳到艺术之外，他的师承和视野是1949年之前的，他的艺术与书写和生活、和人、和性情都是不脱节的。明治天皇的诗写得第一流好，却不以诗人自居，即是因为比身份更好的，是人本身。人生的格局大，所以艺术的格局才大。
黄永玉和陈丹青就是身为艺术家却不“艺术”，以人生的姿态去读、去写，去“去艺术化”。我觉得，这是清明自觉的一种做法，挖却艺术的尘泥才能明心见性，见人真颜。所以看到安迪?沃霍尔的《安迪?沃霍尔的哲学》，你能看出他的真诚与隐藏、惊世骇俗与微不足道、风云激荡与昙花一现，他是作为一个时代里的人在说话，或者说，这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背后的东西，而不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东西，“艺术”只是“人”的之一。所以即使作为一个神话，他无论被造或者自造，都可依可据，而不是一种宣传或者利益。但是在国内的绝大部分艺术家中，几乎看不到艺术家们这样的书写，无论是自我书写还是被书写，都是在造神，唯恐掉不进钱罐，唯恐上不了祭坛。
今天有名气的艺术家，还没有出书的并不多见。环顾大小书店，艺术家的自我书写和被书写也是非常可观的一个门类，但这些书绝大多数都不是被阅读的，而是被祭奠的，那是一种“架上艺术”——艺术家在书架上的行为艺术。我了解的艺术家，把阅读当做一件重要事情的并不多，但是标榜读书的却很多，写书出书的更是多得不得了——那为的不是书，而是借书渲染自己有多厉害。但是现今中国艺术家的写作，还远远不及格——这抑或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不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