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山,跟几年没喝过酒的于一爽在东四的孔乙己喝了一顿。座中有年过半百、喝得脑梗后又复喝的的作家丁晓禾,有年不过四十却一口段子的文化记者丁杨,有开口必笑、笑必掩口的爽朗川妹子编辑罗皓菱,还有相识多年见面却不过几次的卜老师昌伟,以及我的朋友朱首彦。酒没过三巡,烟没吸三盒,段子却已经满桌子在飞,听了两则中国大妈的段子,先说来过过瘾。
丁杨说,某一年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请来了余光中,老余做完讲座后签书。很多人排队,几个不知余光中为何人的大妈以为有赠品要领,也跟着排起了队。等到大妈排到余光中跟儿前时,有一个记者跟余光中说想采访他,问他要电子邮箱,一个大妈估计是以为是可以打电话预约到什么福利之类的,也忙不迭地问余光中:“你有手机号码不?”紧接着又问了一句:“你有小灵通不?”
于一爽说,她某次跟大仙交易完在广场上遛弯,看到两个老太太穿着紧身裤在跳广场舞,两个老头也在旁边跟着跳。其中一个老太太人虽徐娘或者老娘了,但还颇有几分姿色,风韵犹存。两个老头都在打她的主意,都想单独约她去跳,结果其中一个老头胜出了,约着老太太去旁边单独跳舞去了,另一个老头指着他不禁喊道:“你跟我抢什么抢,我都多少年没有过过性生活了!”
言归正传,说说我跟段子的往事。几年前我就开始感叹,职场越来越不好混:职员像蚂蚁,整天爬来爬去忙碌个不停。而老板就像蜜蜂,整天飞来飞去的在外面忙碌个不停,一回到办公室,就时不时地蜇你一下。在工作上,我虽然不像蚂蚁那么勤快,但我跟过的几个老板,却从来都是像蜜蜂一样忙个不停地蜇人。刚毕业时跟过一个老板,香港人,女的,单身(据说单几十年了),将近50岁,脸上永远阴晴不定,不知道是不是跟长期内分泌失调有关。她对下属的折磨跟下属做的事让她满意不满意无关,跟她的心情好坏有关,心情好的时候少折磨一点,心情不好的时候多折磨一点,不折磨是不肯能的,她的快乐专门建立在下属的痛苦之上,你越哭,她就越笑。
无时无刻要加班、天冷天热没空调、一年到头无福利还算是轻的,她还会在你午后刚吃完饭最困的时候找你写方案,在每天临近下班时给你塞满工作,会在周末命令你去给她家的“咪咪”买狗粮,会安排行政吃饭时在食堂看水果盘,不停地吆喝“西瓜只能拿一块,橘子只能拿一瓣”。对这样的极品老板,我一开始的策略是毕恭毕敬、能躲就躲。但终究不是办法,她绕得开我,我绕不开她,宣传归她直接管,我几乎每天都要找她签一次单。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跟她说话的时候讲一些段子能缓和她的心情,换来她长年淫威里难得一见的一笑,从而保住我摇摇欲坠的薪水和卑微的职位,我才觉得无比阴暗的天空裂开了一道小缝儿,投下略微灿烂的几寸阳光。
我不是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人,为了保住平稳上升的苗头,我跟段子打起了交道。为了谄女老板的媚,我自掏腰包给她买了很多段子书,奶猪、东东枪、张发财、作业本、王小柔、桑格格,段子书每出一本我就买一本。后来我发现,段子书的出版速度远远赶不上老板的阅读速度,我就转而上网找各种各样的段子,一条一条分门别类的复制粘贴下来,打印装订成册,取名为《段子奏折》,以每半个月一本的速度呈送给总裁办。不过最后我还是被炒了鱿鱼,不是我从网上扒的段子不够好,而是因为女老板眼尖,发现了我的某一期《段子奏折》中有三条是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