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保留着一张一九八O 年七月一日的《北京晚报》，下角
专栏是记述浦安修同志的谈话，沉痛地追忆她二姐——熙修同志战
斗的一生。专栏前面还附刊了一帧旧影，是一九五四年浦熙修同志
和邓大姐合摄的。
我曾一直呆呆地看着这张照片，脑中翻起万千思绪。
一九四四年桂林沦陷，桂林《大公报》的职工逃到重庆，由渝
馆安排工作和生活。虽说是一家，却有寄人篱下之感。为了避
免“大员外”们的猜忌，我一般断绝了交际，闭门主编《大公晚
报》。有一天，路明同志寄给我两张票，请我们夫妇去看话剧《孑L雀
胆》，那是郭老刚写好的剧本，由她主演，首次演出。
座位很好，四周有不少熟朋友。前一排，坐着一位修长俊秀的
女同志，还带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经朋友介绍，原来就是久已
闻名的名记者浦熙修和她的女儿冬林。她那时是重庆《新民报》的
采访主任，和《大公报》的彭子冈是一双驰骋报坛的女将，写出不
少揭露黑暗、歌颂光明的报道。据朋友们说，每次国民党举行记者
招待会，她们两位，口齿犀利，常常质问得那些官员们面红耳赤，
目瞪口呆。
抗战胜利以后，她在重庆，在南京，斗争得更出色，更英勇，
使那些顽固地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人咬牙切齿。在下关血案中，她
遭特务毒打。在反动派公开发动内战，单独召开国大以后，她被捕
入狱，受尽折磨。
一九四七年上海《文汇报》被封，翌年，我到香港创刊《文汇
报》，委托钦本立同志负责在上海秘密组织力量，提供稿件。冬末春
第一部分 正 篇 ◎ 01 1
初，忽然陆续转来几篇浦熙修同志的稿子，使我喜出望外。原来，
蒋介石宣布下野后，李“代总统’为了收揽人心，释放一些政治
犯，由于党的多方营救，熙修亦在被释之列。她到上海后，钦本立
同志同她取得了联系，特约她为香港《文汇报》撰稿。
因为这个渊源，解放以后，她由本立同志介绍，立即转入《文
汇报》工作。根据她的希望，我们请她担任特派记者、北京办事处
主任。
在那几年，我们举棋不定，尽跟着领导的意图转，一忽儿是以
文教为中心的综合性报纸，一忽儿改成以宣传中小学教学业务为主
要内容，北京办事处在熙修同志的主持下，总能积极配合，主动组
织大量高质量的稿件和报道。一九五六年春，《文汇报》一度自动停
刊，大部职工，移京参加《教师报)) 的创刊。熙修对这种套用苏联
模式的做法是有意见的，她认为这是割断历史、忽视《文汇报》传
统的做法，但行动上她是坚决服从党的决定，埋头于教学的学习，
还亲自出马，请毛主席为《教师报》书写报名。在全国英模大会期
间，她率领年轻记者，遍访许多出色的教育工作者，写出不少出色
的特写稿。
正在这时，“双百’方针提出来了，像春日的阳光一样，温暖了
知识分子的心。《教师报》编委会上，还传达了刘少奇同志两次在
新华社的讲话，对改进新闻工作，作了透辟的指示。不久，《人民日
报》首先改版，多方鼓励知识分子各抒己见，开展争鸣。一扫了过
去闷郁的空气。
钦本立同志住的人民日报宿合，离我的寓所只有一墙之隔，他
在公余常来闲谈，有时约熙修一起谈。本立介绍邓拓同志在《人民
Et报》的各种做法和设想，我们都很眉飞色舞，但绝没想到《文汇
报》的复刊问题。
有一天是波兰国庆，我应邀去参加大使馆的招待会。《大公
012 ◎ 风雨故人
报》的常芝青同志轻声问我：“《文汇报》要复刊，接到通知了吗?”
我说还没有。
回到家里，立即把这突如其来的喜讯，告诉了熙修和本立。这
以后，我们找过老领导夏衍同志和姚溱同志，也得不到确实的
消息。
四五天后，中宣部分工领导报刊工作的张际春副部长电邀我和
熙修去谈话，正式通知《文汇报》复刊，并希望我们在一星期内交
出一份《编辑方针》和一份 ((复刊计划》。
这一下，我们忙开了。一连邀集了几个座谈会，请文化教育界
代表人士和《文汇报》在京老同事，分别征询对复刊的希望和意
见。熙修同志的事业心最强，人头又熟，对外联系工作，几乎由她
一手承担。她还抽空去登门拜访，个别征求意见。
我们受到的宝贵教益不少，但要归纳出几条编辑方针，似乎还
不够具体。正在我们苦于落笔的时候，邓拓同志向我们伸出了温暖
的手。本立来说：“邓拓同志很关心《文汇报》，他欢迎你们明晚去
谈谈。”
邓拓同志住在金鱼胡同附近的集体宿舍里，家中陈设很简单朴
素。他像老朋友一样接待我们 (我和他一九四九年才开始认识，从
未深谈过)，我先谈了对复刊的想法，接着，他率直而具体地谈了几
点意见。他说《文汇报》一向和知识界有密切联系，对开展“双
百’方针，比别的报更易取得他们的信任，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
言，消除思想上的障碍，会更大地发挥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
性。其次，要及时介绍国际间科学、文化方面的最新的成就，以扩
大知识界的视野，也应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帮助他们安排好家庭
环境和文娱活动。随着文化高潮的即将来到，应放眼到各地广大农
村。他说，长江同志过去在《大公报》写的旅行通信，这种体裁极
为读者所喜闻乐见，“你们不妨多派记者深入各地，不必由党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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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转下去。这样，会只看到领导所让看的事物，报喜不报忧，看不
到真相和全貌。可以直接下到基层去采访"。最后，他说《人民日
报》在国际上的影响，还只限于欧亚社会主义国家 (当时是如此)，
在西欧、美洲、日本和东南亚，《大公报》和《文汇报》的影响较
大，“你们应在这方面多发言，多组织报道’。
他学识渊博，旁征博引，还谈了许多如何改进新闻工作的看
法，不转弯抹角，也无浮词套语，直截痛快地交谈胸臆，使我真
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这次谈话，真正解决了我们连 日的烦苦，我把他谈的几点意
见，整理成为我们的编辑方针。自然，这里面也有我自己的意见
和“发挥’。
告别时，我感激地对他说：“我们决心全力把《文汇报》办好，
但要求你两件事：一、经常给我们批评和帮助；二、请 ‘割爱’把
钦本立同志放给我们，让他重回文汇。" 他含笑地说：“这好办，我
一定尽力办到。"
我们如期把编辑方针和复刊计划送到中宣部，张际春同志细细
审阅后说：“很好，你们不必等中央批示，先照这些干起来吧。’后
来，批示正式下达了，还附加了一句话：“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
权。’党对我如此信任，真使我感激涕零。
在全体职工的努力下，复刊后的《文汇报》，颇给读者以耳目
一新之感。毛主席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
间，召见部分新闻界代表，对我说：“《文汇报》放得好，琴棋书
画，花鸟虫鱼，应有尽有。" 以后，《人民日报》还和我们交流编辑
的经验。宣传工作会议后，我即被派任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赴
苏访问，历时五十天。还预定派浦熙修同志参加访捷代表团，八月
间出发。而十月间预定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青年联欢节，则决定
派我报的姚芳藻同志参加。一年间，派遣我报三名人员出国，可见
014 ◎ 风雨故人
党中央对《文汇报》的关切、鼓励和支持。
假如当时的《文汇报》有一点成就和可取之处，那首先应归功
于邓拓同志的全力支持。就我们自己的同志来说，我以为，致力最
多、贡献最大的，应推浦熙修同志。每天从北办航寄到的一大袋稿
件，倾注了她的心血。不仅一般质量较高，而且涉及到当时文教战
线各个领域的关键问题。比如，她自己组织的有关应重视社会学的
研究等问题，现在看来，主张是必要和正确的，她还为副刊征得朱
总司令等老同志的诗词，还由长江同志推荐得到斯特朗同志的回忆
录和王蒙的长篇创作等。
她忘我地劳动，忘我地战斗，一心想把报办好，每天深晚十二
时以后，还往往和主持版面的副总编辑钦本立同志通话，报道最后
采访到的重要新闻，交换稿件处理意见，她当时是副总编兼北京办
事处主任。
那年六七月间，忽然刮起了一阵漫天的歪风。熙修同志也像千
千万万善良、正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被罩
人罗网，还被轻佻地指为“两帅’之间的“能干的女将’。真是欲加
之罪，何患无辞 !
当时，我们曾在北京聘请了三位馆外编委——夏衍同志、姚溱
同志和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同志，就近指导北京办事处的工
作。熙修同志是公私分明、遇事坚守原则的。她十分尊重这三位的
意见。她给我和本立同志写信和通话，除中央领导和这三位的意
见、建议外，从不涉及其他方面。“两帅之间’，一“帅’是“《文汇
报》编辑部"，没有明白“点’我，另一帅则公开指出是罗隆基，真
是“天晓得"，我和罗只是一般的朋友，他曾直接寄给我一篇文章，
我看后，觉得不符合我报的要求，给退还了。他因此气愤，和我见
面不点头。关系如此而已。
熙修同志和罗有较深的友谊，但个人的交际，和报纸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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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个范畴的事。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 记得解放战争期间，国民
党党棍们曾制造过谣言，说《文汇报》是民盟的机关报，因为文汇
的作者中，如吴晗、邓初民等不少是民盟的成员，他们想给我们戴
上一顶浅红的帽子，以破坏《文汇报》的威信。但是，广大的读者
并不相信他们的谰言。
这样的“墨卷’，难道还值得照抄吗!
乌云终会飘去，真理历久愈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
中央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经过调查研究，已经对这一
公案，做了公正的决定。
熙修同志的性格是极开朗的，对己要求严格，对朋友知无不
言，一旦“破帽遮颜’，被人为孤立，自然是难受的。有人说：“忧
郁是癌病之父’，她不久就染此绝症，但她还努力做好全国政协的
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晚间还孜孜不倦，详细回忆过去，写了回忆
录。曾写信给周总理，请党审查她的一生。
“文革’初期的“横扫一切"，以后的大破“四旧”，使她昼夜不
得安宁，病日益加重，不久就被迫害而离世长逝了!
一九八一年，我曾赴京参加她的追悼会，但现在已记不清她逝
世的具体年月，而我们长期共事，比肩战斗的情景，历历如在
目前。
今年该是她的十五周年祭了罢。当此全国飞快前进，到处充满
光明和希望之际，我更怀念这位风雨同舟的故友。是为记。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