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的英才
我所敬重的朋友,在那个“十年" 中受迫害离开人间的,就有
邓拓、吴晗、范长江、金仲华、姚溱、王造时、傅雷、李平心……
这些屈指难数的同志。他们都是民族的精英,各有特长的专家。我
常幻想,如果他们还健在,集中起来,从事教育、科研,可以建立
一所最有权威的学府;出一张报纸,一定是举世瞩目的舆论阵地。
自然,他们都各自可以做出更大更重要的贡献。
年纪最轻的是姚溱同志,含冤去世时只有四十五岁;他一向性
情开朗,活泼健谈,如果没有那次浩劫,他现在仅六十三岁,一定
还能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对“四化" 发挥其聪明才智。
我是一九四六年开始认识他的。那时,白色恐怖日益浓重,他
才二十五岁,就主编《消息》三日刊,接着又接编《文萃》,以丁静
等笔名,写了不少文笔犀利、斗争艺术又十分巧妙的文章,像匕首
一样,每掷必中敌人的要害。
一九四七年五月,《文汇》、《联合》、《新民》三报被封,反动当
局以为从此“舆论一律”,“莫予毒也矣",想不到“半空中又杀出一
个程咬金”,《时代 日报》填补了这些岗位,成为进步人士唯一的
明灯。
它是以苏商名义办的,需要更高超的艺术,以“第三者’的面
目,开展第一线的斗争。
尤其是每周两次的军事述评,最风靡读者,表面上全是引用公
开的材料,经过综合分析,轻描淡写着上几笔,人民的威力,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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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败局,跃然可见。作者是“秦上校’,以后,又改署 “萨利
根"。
开头,我也像无数着迷的读者一样,心想,哪里来这位思想进
步而又十分内行的军事评论家? 不久,才明白全是姚溱同志化名
写的。 +
以后,进一步了解底细,才知他十七岁在家乡南通就参加革
命,创刊的地下刊物,十分出色。嗣后,还去苏北根据地和范长江
同志一起,干革命的新闻工作。抗战胜利后调来上海,已是有勇有
谋、成熟的革命干部了。
一九四八年我在香港时,惊悉姚溱同志被捕,经过也十分壮
烈,千钧一发之际,他巧妙地躲开追捕,从楼上跳下,不惜以自己
的生命作为警报,让同志们及时转移。
这样才华出众、大智大勇的青年,在近代史上,大概可与“大
将军’邹容 (慰丹) 相仿佛吧!
贴心的朋友
回到刚解放的上海,欣知姚溱同志在黎明的前夕,经党组织和
他父亲味香先生的多方营救,脱出虎口,跌伤的腿,也已养好了。
作为夏衍同志的助手,他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新闻出版处处
长,百废待举,他的工作是够繁重的。我们有些不太重要的事,要
征询夏衍同志的意见,他总说:“去找小姚谈谈,他会有办法的。" 的
确,三言两语,他就把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解决的路也开启了。
也像他的文章一样,说话条理分明,要言不繁,而富有感
染力。
当时,我对人民报纸的一套“模式’,感到很不能适应,他和夏
衍同志耐心地帮助,绝不用教条或以势压人,而像知心朋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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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心置腹,因势利导。像我这样桀骜不驯的人,能对比我小十几岁
的人,心悦诚服,还能坦率陈述心底的苦闷和意见,是不容易的。
他还千方百计鼓励我参加社会活动。比如,我参加第一届赴朝
慰问团归来,他亲切地和我商量如何传达,不仅要写,还要在各种
场合宣传志愿军的英雄事迹。从此,我才敢于在群众场面,作公开
讲话。
一九五四年前后,他和夏衍同志先后调往中央工作。讲句不很
恰当的比喻,我——肯定还有不少像我一样的人,像离开了哺育多
年的奶妈一样,很久不易习惯。
每次去京,总去拜访他们,他们依然给以无微不至的关心。
一九五六年,我们全部职工,去京参加创刊《教师报》。有一天
他来看我,问我的心情如何? 我说:“我很愉快,决心好好地干一辈
子。’他爽朗地笑道:“你的心真能安得下去?”一句话,把我问得脸
都发红了。他是早摸熟我的脉搏,知道我办这样的一张专业报,是
不会过“瘾’的。
不久,中央决定要《文汇报》复刊。我对当时上海的第一把
手,有些戒心,想争取在北京复刊。姚溱同志多方给我解释,在哪
里出版都是一样的,都由中央关心领导。恰好,石西民同志因公到
京,姚溱同志特地约西民同志同到浦熙修同志寓所,我们四人一起
披诚畅谈,如何让《文汇报》在沪顺利复刊,打开新局面。这些,
他们两位以后都做到了。
他像一团火,随时紧贴着人们的心,鼓舞人们循着党所指引的
方向前进。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他是以自己的行动和灼热的
心,贯彻了这一点的。
无畏的战士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我和姚溱同志接触较多。他那时任
第一部分 正 篇 ◎ 01 9
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以后兼任中宣部副部长。办公地点在北大
旧址的红楼;每次去看他,总在办公室接谈,办公桌上,书架上堆
满了文件、资料,电话铃声不绝,在这样公务倥偬的情况下,他对
于上海去的朋友,总那么热情,关心,仔细询问工作中遇到什么困
难。他答应我的要求,百忙中支持《文汇报》,担任《文汇报》在京
的社外编委——另两位是夏衍同志和人大新闻系的罗列同志,就近
对“北办" 的工作予以指导。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那时,运动已匝地而起,
我赴京参加全国人大,同时已开始接受“帮助",他和我见面时,十
分关切地说:“前月你从苏联回来时,我打电话到处找你,想不到你
已匆匆回上海了。现在,你应赶快找到陆定一同志,说说清楚。’
从他热切为我着急的神色看来,他对康生之流搞的那套“阳谋’,也
是“莫测高深’、不知“伊于胡底’的。恐怕连陆定一同志也无从置
喙、无能为力的。
大家知道,“史无前例’的“文革”,是以文痞姚文元发表的《评
吴晗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作为号角的,江青、康生之流,硬
把海瑞和彭老总的罢官联系起来,罗织吴晗同志的“罪状’,从而进
行株连,打倒一大片。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五人小组,起草《二月提
纲》,主张要摆事实,讲道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反对混淆学术问
题与政治的界线,以“学阀’的态度,周纳人罪。康生是五人小组
的成员,硬说‘提纲’是背着他起草的,他在林彪、江青两伙反革
命集团的支持下,发出所谓 (伍 一六通知》,对彭真、姚溱等同志发
动残酷迫害,对参加执笔起草《二月提纲》的姚溱同志,恨之入
骨,加上不少完全莫须有的“罪名",而且一再升级,迫害越来越加
重。这样一位才华盖世、忘我为党工作的年轻领导干部,一九六六
年七月二十三日,就含冤去世了,呜呼!
“四人帮" 垮台后,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宣部为他召开追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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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九八。年,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推翻了康生之流对他的一
切诬蔑。
但死者不可复生。特别是上海的知识分子,非常怀念这位党的
贴心人。我也常常幻想,如果他还健在,对坚决贯彻党的拨乱反正
政策,开创新局面,又会做出多大的贡献啊!
一九八三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