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左邻，住着一个年过花甲的退休老人；右舍，住着一对母女。我在这里住了三年，老人的腰就弯了三年：第一年，老人的腰大约还佝偻成120度；第二年，就成了110度；第三年，就已经接近于90度了。可见人一旦老迈，地球的引力就再也无法抵抗。老人很少抬头看人，也很少主动和人搭话，走路的时候步子总是急急的，像地上躺着什么宝贝等着他去发现。老人的确时常会有些收获，比如一枚硬币，或者一张食堂里的饭票，金额都不大。想再大，也难。
每次捡到什么，老人总要喊我们出来看，看的人一多，老人就拼命地昂起脸，那只泄了气的苍白的皮球，也只有在这时候，才散发出兴奋的红光。渐渐地，老人捡钱的频率简直高得不像话，天上像是在掉钱，让左邻右舍都养成了低头走路的习惯。有一次，老人捡到一枚硬币，“菊花”中间有个小孔；第三天，老人又捡到一枚硬币，“菊花”中间仍有个小孔。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面是疑惑，一面是惊讶。在围观的人群里，每次都有那对母女。母亲是个寻常的中年妇女，像个小媳妇，低眉，拢手，言语都是轻的。女儿只在十二三岁，黑而且瘦，胸脯扁平，看上去有些营养不良。一号门里的主妇似乎一直无所事事，又是个“大嘴巴”，最大的爱好就是散布小道消息，且往往言之凿凿，仿佛每件事情她都恰好在场。据她讲，丫头是个私生子，和她私通的那个男人是个车间主任，“能量大得可怕”。我有些疑惑，一个车间主任能有多大的能量？“她自己，原先只不过是个扫地的罢了！后来因为孩子，男人便安排她进了车间。——干吗？她还能干吗？只管拿钱就是了。”“大嘴巴”的神情透出对我的莫大的信任，似乎这个天大的秘密，她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棉瓦房泥土斑驳的墙壁，一点儿也不隔音。早起的时候，我总是能听见读书的声音、洗碗的声音、做早饭的声音。偶尔，还能听见母亲在大声地诅咒，子弹似的呼啸而出，恶毒而难听。这时候的她，再不是白天里的那个小媳妇，仿佛变了个人。这时候，我时常想起“大嘴巴”说过的那个秘密，心里久久无法平静。
具体的时间已经记不确了。总是在深夜，母亲的抽噎宛如天边隐隐的雷声，压抑而低沉。女儿始终没有出声，也许是睡过去了，也许是她根本就不能够懂得，究竟该如何安慰自己的母亲。在那三年的漫长记忆里，母女俩似乎一直没有好好地沟通过，紧闭的房门后面，她们的夜生活就是一段默片，无法揣测，也无人看见。
周末的黄昏，或难以安眠的深夜，我时常出门散步。穿过一条短促的小街，就是车流如织的二环路，往北是喧嚣的城市，往南是一个名叫南湾的城中村。村庄在城市豪迈的步伐里已经不存在了，成了一座等待铲平的空村。虽然蓊郁的田园早已日渐荒芜，然而黄昏或深夜的田园里，总是徜徉着一对对情侣，徘徊着一个个形迹可疑的南湾的女人。有一年，报上时常有关于南湾的百字新闻，一些无地可种、无业可就的女人只好发掘自己的另一片土地，毕竟对于有些人来说，生活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离开棉瓦房的那年春天，我照了一张相片。相片上的我坐在田埂边上，四周茅草葳蕤，点缀着夕阳的万道金光——背景真是美啊，只是，我瘦削的脸一片模糊，茫然不知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