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把收音机调得很大声，不愿让我听到她在哭。
这个想法愚蠢透顶。因为我听得一清二楚。我就坐在她后面的车座上，何况她的哭声简直声嘶力竭。爸爸也是这样。他驾着车，泪流满面。坦白讲，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在哭，不过我猜我和他们一样。无论如何，在那种情形下，哭泣似乎是必然的选择。于是，我摸了摸脸颊——干的。我竟然一滴眼泪也没掉。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麻木吧？“我已经麻木得哭不出来了。”有时你会在电视上听到这些。比如一些日间访谈或诸如此类的节目。“我甚至毫无感觉，”他们这样解释道，“我完全麻木了。”听到这里，节目中的观众便会同情地点点头，仿佛他们都曾身临其境，同病相怜。我想我的心情亦是如此。可在那一刻，我竟感到愧疚不已。我用双手捂着脸，这样一来如果妈妈或爸爸转身看我，就会以为我也在哭。
不过他们并没有转身。没有人安慰地捏捏我的腿，也没有人对我说“一会儿就没事了”，更没有人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嘘，嘘……”
那一瞬间，我知道——从此只剩我一个人。
莫名其妙，我竟会想到这些。
收音机里，电台主播正滔滔不绝地介绍着某首新歌，仿佛那是世上最美妙的歌曲，而他的人生亦因能介绍它而得以圆满。但是这些着实令我费解。我不明白，发生了这种祸事，他怎么还能讲得兴高采烈。那是我第一次萌生出如此合乎情理的想法。我记得自己将醒未醒时曾想过这件事。此时此刻我只能用这个词来描述它，尽管当时我并未真正入睡。
记忆渐渐消逝，正如我们一觉醒来，昨夜的梦境便在睁开双眼时悄然隐去。我的处境恰是如此。我只能忆起几个零星的片段——夜晚，奔跑，警察赶到某处。
西蒙死了。
我的哥哥死了。
但那时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愿再谈及此事。
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提起。我要一次性把它说清楚，所以我必须谨慎。只有将一切平整地展开，我才能脉络清晰地将前因后果再次收拢。众所周知，若想将某物折叠整齐，唯有遵循其故有的折痕。
我的外祖母（也就是我妈妈的妈妈，我们叫她阿婆）喜欢阅读丹尼尔·斯蒂尔和凯瑟琳·库克森的作品。每次新书刚一到手，她便会立马翻至最后一页，先睹为快。
她的作风一贯如此。
我在她家暂住过一段时间，大概一周。简直备受煎熬，可以说我从未如此寂寞过。即使你的外公外婆未曾陪伴过你，我也不得不说，世间最寂寞的日子也不过如此了。
你大概从未见过我的外公。一旦见到他，你就会知道什么叫不折不扣的园艺迷。只是，他没有属于自己的花园。想一想，倒是颇为可笑。不过也没什么，因为他在自己的公寓附近租了一小块农圃，可以种些蔬菜和香草，比如迷迭香之类的，那些名字我总是记不住。
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待在农圃里。有时我会帮忙除草，有时我就坐在那块土地旁玩GBC彩屏游戏机上的《大金刚》，不过我要把声音调得很小。但通常情况下，我喜欢在四周徘徊，搬起石头观察昆虫。我最喜欢蚂蚁。以前西蒙和我常常在自家的花园里搜索蚁穴。他觉得蚂蚁很聪明，便请求妈妈允许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建一个“蚂蚁农场”。以往爸妈总是对他千依百顺，但是那次他却失望而归。
为了让我看到蚁穴，外公帮我搬开了铺地的石砖。石砖一搬开，蚂蚁们就像疯了似的四处乱窜，互相传递着秘密信息，抬起那些或黄或白的微型蚁卵，运往地下的某个避难之所。
几分钟后，地面的阵地便被完全弃守了，只剩几只潮虫笨拙地挪移着，观赏这场莫名其妙的躁动。有时，我会用树枝捅进其中一个小洞，顷刻间便有十几个蚂蚁士兵重返战场，严阵以待，仿佛随时准备在这场反殖民斗争中献身。但我从未伤害过它们，我只想观察。
等外公除完草、拔完蔬菜，或是种上新菜之后，我们就小心翼翼地把石砖放回原位，回屋喝茶。我不记得我们曾经交谈过。我知道我们肯定说过什么，但那些话全都顺着记忆的缝隙溜之大吉了，如同钻进洞穴的蚂蚁一般无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