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没有成家，身边也没有亲人照料他。他把毕生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了学习和工作，由于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他从不谈及自己工作的内容，当然我们也从不去多问一句。到了今天，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才不无遗憾地感到，对大哥了解得太少了。我们只知道，他肯钻研，又有一双灵巧能干的双手。当他因病住院时，会热心地帮助把医院里的仪器、医疗器械改进、修复。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和医生、护士对他倍加称赞。由于他有这些功底，20世纪50年代时，由他领衔在科学仪器厂里研制成了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并获得了国家科技奖。过了几年他因腹膜炎住院，我去南京看望他时，他兴奋地让我到厂里参观他那台付出毕生精力的产品。谁能料到，那是我最后一次与他见面。几年后，还不到50岁的大哥就谢世了。大哥是父亲最钟爱的儿子，又是我母亲最倚重的亲人，所有弟妹及家族中最敬佩的榜样。
在二姑母家中，大姐姐、小姐姐和我住在同一间房间。但她们一早就去上学，晚上才回家，晚饭前后还要忙于做作业。因为忙，毕竟她们俩比我大上7~12岁，所以很少跟我聊上几句，也许是因为我太小不懂事的缘故吧。她俩做完作业，或者在周末时，互相总在谈论抗日宣传的事、演活报剧的事。特别是大姐，一有空就要高声朗读或背诵剧本里的台词，有声有色，十分投入。我十分佩服她能旁若无人地在大庭广众下演戏，充满了抗日的激情。后来我才知道，是大哥让她利用课余时间去参加“救亡运动”的。她不但要承担一些小型剧目中的角色，还能在焦菊隐导演的指导下，担任《日出》《蜕变》《在松花江上》等剧目中的重要角色。小姐姐虽比大姐姐较为腼腆，但她也要为救亡而表演，担当一些角色。因此她们俩人之间常有讲不完的见闻，只是我当时还听不太明白而已。
那时的桂林，确实已不像我和父母住在那里躲警报时的情景。虽然偶然也有警报和空袭，但比以前少得多了，市面上也比过去兴旺，抗日宣传的气氛，比过去浓多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皖南事变，才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当时组织上已发现大哥被“盯梢”的情况，不久就让他转移了。
我在桂林居住的那段时间里，虽然没有上学，但比在矿山里更加开眼界了。平时二姑母和表姐都要上班，一直要等到周末才会有机会跟她们说话。一大早起来，我便会跟着二姑母收拾房间，打扫卫生。收拾完后，她就会给我讲述一些她和父亲、姑父在美国、加拿大留学时发生过的轶事，甚至还拿出一叠叠珍藏的照片，非常耐心地解释着照片中的点点滴滴的故事。例如尼亚加拉瀑布，在加拿大和美国分别能看出不同样子的景致，人们还能到瀑布后面走动……还有黄石公园里喷射的温泉、野生的动物，以及美国跨了几个州的国家公园。还有加州的百年老树，著名高大的红杉树，汽车可以从树洞里穿过（树茎的根部很粗）。尽管当时的照片清晰度很差，颜色已经发黄了。她还告诉我，在美国的土著叫印第安人，过着游牧生活，穿着打扮和生活习俗跟大家都不一样。他们住的是用北美的一种野牛皮做的帐篷，有的衣服、饰物也用这种牛皮制成，当然她还有相片为证。她还送给我一串印第安人编织的项链——是用红、白、蓝三种颜色的小珠子，串成挺有民族特色的图案，扁扁薄薄的项链，十分好看。我一直小心地当宝贝似的珍藏着它，直到在江西逃难时才遗失的。当时我穿的衣服大部分都是表姐小时穿的衣服，后来表姐又给我缝制过夏服，样式十分别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