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如果将当年的长征比喻为地球上的红飘带，那么贵州就是这条飘带最动人的转折。由江西、福建始，红飘带一路西拂，在贵州，先扭成一个结，而后翩然松开，飘向陕北。在这段最动人的转折里，从黎平到遵义，从遵义到赤水河畔的茅台，红军一路行来，每一转，局势为之一变；每一折前景为之一新。
这个“最动人”既是动人心魄也是激动人心……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四个多月，占总时间的三分之一。贵州是红军长征中停留时间最长的省份，而这段时间也是红军的最低潮时期，在这一阶段红军的经历最为曲折，起伏最大。
中央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于1934年12月11日占领湖南通道县城。这时，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三万多人，折损过半，而国民党各路军队依然穷追不舍。在这样的危急关头，12月12日，红军在通道召开了临时军委扩大会议。会上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改向国民党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放弃了原定的北上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红军进入贵州以后，先后召开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取得了两占娄山关和遵义、四渡赤水、两渡乌江等胜利，既转变了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又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实现了根本转折。
由于早在当年10月，作为与共产国际联系中转站的上海中央局被破坏，损失了一大批电讯器材，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所以，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独立自主的开端。
红军长征在贵州的经历是一个相续相承、浑然一体、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黎平、猴场、遵义、苟坝、茅台、盘县、兴义……红色足迹所经过的贵州每一个主要地点的内涵都与这场伟大转折中的变化节点相互印证、相互呼应，这是一种奇妙无比的巧合与吻合。同时，这也是中华民族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阶段的重要节点，贵州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彰显了重要的价值。
通道是通往希望和胜利的道路。也正是从湖南通道进入贵州以后，红军逐步走向了胜利。黎平寓意着黎明的曙光乍现和平安。猴场象征着智慧与灵活，寓意着改变规则。遵义就是遵守道义和规律。苟坝象征着力量的蓄积和爆发。茅台就是茅塞顿开之后新的境界与平台。兴义兴得是为国为民的大义。黎明的曙光乍现意味着平安，依靠灵活的智慧找到并遵守“义”，正是因为遵守了“义”，才有了力量的不断蓄积，才达到了茅塞顿开之后的新境界、开辟了新平台；从而在之后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中不断兴“义”，遵“义”是为了更好地兴“义”，而兴“义”又必须遵“义”。看似偶然，其实必然。
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过程是暗合了知行合一的最好体现。实际上，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巧合、单纯的偶然、刻意的牵附，而是有着一脉相承、活学活用、推陈出新的思想渊源。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于1917年至1918年留下了《〈伦理学〉批注》，其中有这样的话：“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
1939年，毛泽东在《抗战教育与小学教员》一文中写道：“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是搞这一套的，他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都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讲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就是知，实践就是行。……我们教科书里要有抗战，还要把生活加进去，真正的做到理论与实际联合起来，这就是抗战教育的知行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