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大叔又说起了他的家人。他爷爷也是打这儿长起来的，那时候是清末，来鲜鱼口贩鱼的商贩特别多，每人挑满满两筐，就站在运河边上吆喝。那吆喝声儿特响亮，他听爷爷唱过一回，比那些说相声的学得好听多了。当时巷子里就有名满天下的便宜坊，闷炉烤鸭一出炉，三里外的鲜鱼口全是香气，可比现在的香多了。从清末到现在，弹指百年，历经风云变幻、世海沧桑，但巷子里的老铺子和老旅馆却从未没落过，三三两两地连在一起，成了不断线的风景。
“有时候还真是念想，想再看一看这旧胡同、老街坊。”说到最后，大叔抖抖肩膀站起身，浑身都是遒劲，脸上却是不搭调的微笑。
采访结束后，摄影师大哥走过来问我有没有火。我带他去刚才那间小卖部买打火机，他点了烟就蹲在道边跟我说，刚才摄像时他差点儿没忍住。他家住在东城，也是一条类似的老巷子，前年政府下文要对那一片进行商业改造。他奶奶在那胡同里住了半个多世纪，一听说家要被拆了，就天天吵闹着死活不让。家里人成天哄着，也偷偷劝着，但一眼就被奶奶识破，把儿子闺女孙子孙女绑在一起好一顿教训。她就这么倔强地闹着，说她活一天，就别想签什么协议。
大哥干涩地笑了一下：“这老太太这么倔，却还是没倔过自己。仗没打赢呢，自己先走了。”
后来家人还是签了协议，推土机哗啦啦几天就把那条活了一百多年的胡同推平了。大哥说，家里人把奶奶葬得特别远，然后整日守在她的跟前，怕她听到推土机的声音会心惊难过。
“我们都是平头老百姓，守的就那么点儿地方，那么点儿记忆。我现在也了解奶奶的心情了，可惜啊……”大哥熄了烟，拍拍我的肩膀，起身钻进面包车走了。
我把酸奶瓶小心翼翼地送回去，然后跟着队伍向这条胡同告别。默片似的小巷矮墙，俨然一身艳彩。
回去的路上，宋哥和我们谈今天的感想。他说，每隔两个礼拜，他都要回趟山东老家，没有任何原因，就是想去看看家里的人、家里的地，家里的破墙断瓦和自己亲手贴的小广告。漂泊者就是这样，不管有多大的野心抱负，不管最后拼到什么程度，最终还是会回到那样一条小巷里。
《鲜鱼口》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我们总习惯站在灰白的舞台中央兜售理想，但能让我们得到救赎的，却是那些有温度、有色彩的人。
我眺望窗外，北京的地标物一座座从眼前流过。它们那样庞大，大到把身后的老胡同、老巷子完全掩住，任是极目远望也不见一道影子。我想起那位摄影大哥，或许不久之后，他的胡同也会被这些大楼巨厦盖住，他在外面巡车拍摄，应该有那么一瞬，会想起奶奶吧。
没来由地，我突然有了渴望、有了力量，我说：“我要把这出戏做好，一定要做好。”
宋哥笑了，说从下周开始话剧进入正式制作期，工作非常忙。你们能行吗？
那天，我们许下什么保证，已经不记得了。唯有那条巷子的轮廓异常清晰，饱含着力量，像一束从浩瀚江河投射过来的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