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不是简单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但灾难场面确实被加入了某种缓慢而神秘的东西，变得不那么激烈了。
和东部不同，结古镇的西部和南部，多是藏民的自建房屋，其中大部分又属“砖筑土坯”结构，“这种房子地震的时候是四面墙往中间挤压，垮塌后废墟里几乎没有空间，”一位地震专家说：“很多人其实不是被砸死，而是窒息而死的，所以挖出来的时候脸色发紫。”
因此，对于玉树，“不是黄金72小时，而是黄金半小时。”这位专家说。
多位藏民说，第一支救援力量来自城北的结古寺。结古寺建于公元15世纪，是玉树地区最大的寺庙。1937年，九世班禅曲吉尼玛在返藏途中即于该寺圆寂。在结古镇，只需抬抬头，就能看见沿山形而建的结古寺。寺庙围墙用红白黑三种颜色涂成彩条状，是萨迦派的标志，分别象征着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和金刚手菩萨之智慧、慈悲和力量。
地震袭来时，结古寺的僧人正在可容纳千人的大经堂修早课。“经堂的一侧塌了，我们看看自己人没什么问题，就直接赶到州上去救人，”一位僧人说，“那一天就是挖人，再就是把没人认领的尸体运到我们寺院保管。”
而在结古镇以南168公里的囊谦县，康乃寺200名僧人中的160名已经启程北上，他们于当天12点半抵达，加入救援大军。
在更远的地方，四川成都，出差在外的图登多吉活佛早晨8点看到了玉树地震的新闻。他是四川甘孜州石渠县江玛佛学院的院长，看到消息后立刻给佛学院电话，信号不通，他便将电话打到县里，请老百姓进寺通知，让20个喇嘛先赶往140公里外的玉树查看情况，然后自己开车从成都出发，也一路向西北赶去。
最大规模的宗教救援力量源于甘孜州色达县的五明佛学院。这座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学院学徒过万，学院安排老幼体弱者留寺诵经，年富力强的僧人则自发坐车赶往玉树救灾。一位五明佛学院的喇嘛告诉媒体，学院来了2000多名僧人，每100人分成一个小队，分头行动。
“托寺院的福。”一个藏族小姑娘说。她看起来不大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但讲到喇嘛的帮助时，她脱口而出这句话。
事实上，身着赭红色袈裟的“阿卡”（僧侣）在结古镇几乎无处不在。藏区寺庙由信众供养，许多虔诚的藏民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捐给寺庙，是寺庙回报信众的时刻了。
在路上的图登多吉和学院保持着联系，不断增派援手，“我告诉他们，不要去有军队的地方，哪里还没人来得及救，就去哪里。”现在，他们在牦牛广场搭起帐篷，帐篷内点起酥油灯，挂起“听闻解脱”的图画，帐篷外则支起三口大锅，用自己从四川带来的米为灾民煮咸粥喝。在中午或者傍晚，每一个路过牦牛广场的人都会得到小喇嘛友好的招呼：“喝茶不？”
康乃寺一位通晓汉语的喇嘛，指挥着几位年轻的僧人，与救援部队合作，一同掀起一块巨大的预制板——之前有藏民让他转告部队，这块废墟下面有一家3口人。“这几天很难，（死的）人太多了，我们已经超度了好多人，每处只能花15分钟。”
“平时，要是在街上发现了死去的流浪汉或者乞讨者，通常的做法就是寺院主动处理，为他们超度亡灵。”一位藏族人说。
在世俗的层面上，“阿卡”们充当了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角色，以他们的威望与非官方身份（当然还有语言优势），帮助修复了被地震震裂的基层组织。
另一位藏族人刚刚在地震中失去亲人，但仍然平静地协助“阿卡”们维持秩序，在他的眼里，干部只是过客，“都是办事的”，喇嘛则是一生的寄托者，“我们死后终归要经过他们的手送上去，我们的终生都寄托在他们身上。”
对于汉族人来说，死亡是生命的终结，而在藏族人眼里，生只是轮回的一环，是朝向死的准备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