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洛佩斯·德·奥约斯的重聚将是一次快乐的聚会。因为两人都有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宽容—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在西班牙是由伊拉斯谟（1467年—1536年）的著作所点燃的，塞万提斯在意大利也呼吸着这种思想的气息。毫无疑问，他所处时代的最著名学者伊拉斯谟，一位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人，也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稳健带头人，尽管他从来没有加入新教徒的队伍。伊拉斯谟的教育使命和通过重返基督教原典进行宗教改革的希望，正像对洛佩斯·德·奥约斯一样，对精神宽容的塞万提斯也有吸引力。由伊拉斯谟所设计的用于学校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学材料，获得了广泛支持。当我们评估塞万提斯在安达卢西亚的早期教育和后来在马德里与洛佩斯·德·奥约斯在一起的教育时，我们可以感觉到伊拉斯谟的重要性—对伊拉斯谟来说，雄辩也许是教育哲学的首要目标。伊拉斯谟相信，没有雄辩，见多识广和道德高尚的人不可能高效地、有说服力地出现在基督教社会中。尽管伊拉斯谟在早期文艺复兴欧洲所代表的只是残篇短简，但他对语法、修辞、诗歌规则、风格熏陶的强调，是塞万提斯整个文学生涯所处理的主要问题。雄辩，也就是说服的力量，的确是他在阿尔及尔时的王牌。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够组织起他的逃跑呢？雄辩，按其最全面的意义来说，在游侠骑士的话语中获得了巧妙的说明。然而伊拉斯谟也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了塞万提斯。在其所有的财产中，《堂·吉诃德》是谚语的一览表。我们也许可以追问，在何种程度上，这一著作要归功于伊拉斯谟的《格言集》(Adagia）呢？因为在他所有形形色色的著作中，可能没有任何其他一部著作比《格言集》对欧洲文化具有更大的直接影响。的确，两位作者都暗示，谚语出自古代的和谐与理解的时代—黄金时代—这一时代出现于我们最早的先辈的大灾难之前很长时间。谚语只不过是那种古代哲学的遗迹，这种哲学已经被人类历史（特别是现代历史）的灾难所毁坏。公认的是，伊拉斯谟影响到了塞万提斯的思想，那么，为什么伊拉斯谟著作的关键方面，也存在于文学的规则、风格和技巧之中呢？
尽管难以估价，但塞万提斯受惠于伊拉斯谟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他为什么要深深感谢洛佩斯·德·奥约斯—正如我们所记得的，奥约斯曾将米盖尔描绘为“我亲爱和尊敬的学生”。除了和他的文学朋友接触外，有关塞万提斯对自己回到马德里的反应很少被说起或为人所知。很明显，从阿尔及尔的牢狱生活到首都沙龙生活的转变，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自由与一个陌生社会中的囚禁创伤之间的转变一样大。在一个巨大的变化期，十一年被证明是相差得太远了。尽管如此，他依然相信，国王和国家会让他拥有某些东西，一种王恩，对他服务的某种认可。于是，在赶上了一些文学新闻之后，他取道前往葡萄牙的托马（Thomar），提起了他在朝廷的第一次申诉。在一大群申诉人中，像塞万提斯这样一位残废的、并不太著名的人能期望什么呢？并不太多。并且，如果没有国王私人秘书影响的话，还可能一无所望。不幸的是，马特奥·巴斯克斯这时已经失宠，因为菲利佩二世相信在吞并葡萄牙期间，他亵渎了王家的信任。当国王的首席秘书安东尼奥·佩雷斯（Antonio Pérez）—整个国家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公务员—离开其职位时，国王将这一岗位给了胡安·德·伊迪亚奎斯（Juan de Idiáquez）。因此马特奥·巴斯克斯再也没有从国王的不信任中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