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5年，在被迫归来后两年，罗德里戈的另一位儿子降生。这姗姗来迟的新增家庭成员被取名为胡安，我们得知这一点根本用不着奇怪，它表明在罗德里戈和其父亲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和解。当然，有关罗德里戈最小的儿子，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连洗礼证明迄今也没有发现。最近对塞万提斯家谱的研究表明，1585年，胡安的确还活着，因为在其父亲的遗嘱中，他作为继承人之一被清楚提及。那份遗嘱中提到的财富，尽管不是详细说明，但必定涉及可出售的物件，因为它们“将在公共拍卖行或私人拍卖行出售”。他留下来的财物要在他的后代中平等共享，所谓后代，也就是他的三个儿子“米盖尔、罗德里戈和胡安，两个女儿安德里亚、马格达莱娜”。在遗嘱中没有提到路易莎，可能是因为她在1565年进入一所女修道院时，在有关财产的宣誓中宣布放弃“世俗财产”。
始终陪伴罗德里戈东奔西走、历尽艰辛的是他的妻子莱昂诺尔。罗德里戈取她为妻可能更多地与她的嫁妆有关（尽管事实证明微不足道），而不是与罗德里戈的永恒爱情有关，因为在那一时期，新娘或新娘家的资产通常是所有婚姻的最重要因素。从迄今所谈到的罗德里戈的成年生活来看，她的生活永远注定不是一种轻而易举的生活。塞万提斯极少说到她。除了她所采取的一些保护其儿女有案可查的、令人绝望的措施之外，不可避免的是，她的处境可能会迫使她忍受自己丈夫的厄运所难以解除的困苦，会像他一样被债务、恼火的债权人和纯粹的坏运气所缠身。她的生活方式支持了有关社会的“分权”模式的看法，在“分权”模式的社会中，妇女生活在封闭的社会中，没有自主性和方向。按照这样的观点，妇女只不过是主宰社会和制度化生活的男人们奇思异想的被动牺牲品。然而尽管受到父权社会的约束，莱昂诺尔的确也有自己自我肯定的时刻。不断地面对由罗德里戈的反复失败所引起的困境，在他努力寻找常规工作不断受挫的全过程中，她被证明是他主要的、通常是唯一的支持。
为了描绘莱昂诺尔，接二连三的传记作者都指向他们认为是一般卡斯蒂利亚女人之特点的特征：虔诚、忠诚、足智多谋、善于持家。他们在设想塞万提斯未来的妻子时，也运用了同样的策略。不幸的是，这两个女人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或画像，我们也不能对她们做出肖像的描绘。当然，有关塞万提斯的母亲，可知的是她直至结婚都会过的那种生活。对一个卡斯蒂利亚女人来说，大众的老规矩对她的生活至关重要。在一个教皇大权在握的国家，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会得到准许。偶然烧死异教徒是为了杀一儆百，提醒市民忠于国王、国家和神权。哈布斯堡时期的西班牙人，没有哪一个不意识到宗教裁判所的强有力触角，它们伸入到了乡村生活，也伸入到了城市之中。
围绕圣体节、基督诞生和当地守护神宴会而展开的庆典盛况，是赋予生活和地方以意义和标准的精彩华章。按一般的意义来讲，16世纪西班牙的每一事物都是围绕都会及其权威机构的权力与威风来展开的。它的节日与地主和劳工所赖以谋生的季节轮转相匹配。在一种仪式秩序根深蒂固的文化中，莱昂诺尔可能吸收了举止得体、善于持家的美德。莱昂诺尔在她结婚后不久，从一个地方的这种相对和谐和稳定的生活，便猛地转向了在西班牙帝国的泥泞之路上四处颠簸以寻求安身之所。她的任务是当总在迁移中肩负一位母亲的职责时，急速地做出调整改变。她不可能预见到车轮上的生活，这种生活类似于吉普赛人的生活而不是一位有地产绅士妇女的生活，但这种生活就是她命中注定的生活。变化既让她困惑不安，也让她晕头转向。在对自己不断变化的处境做出回应的过程中，她将崛起为自己家庭的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