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的尴尬
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是个老话题了。但“看见山，跑死马”，实行起来谈何容易。管窥所及，在文学界、学术界，确实有人朝这个方向拍马而去，但读其作品，颇有离山尚远已却步，甚至“画虎不成反类犬”之感。例如，有的小说家写的读史札记，对史实随意剪裁，妄加发挥，既曲解了历史，也写歪了现实；有的历史学者所写人物传记，想增加文学色彩，但又功力不够，很像满脸皱纹的老太婆拍了厚厚一层香粉后，看上去怪模怪样。难就难在：想当学者，就必须习惯坐冷板凳，手不释卷；想当作家，就要有点儿文学天才。但是，成功的例子，还是有的。如：清史专家周远廉先生这几年出版的乾隆系列小说、明史学者廖心一先生写的“明史纪实小说系列”《正德皇帝全传》，以及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的刚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代纪实小说系列”《靖康奇耻》《河洛悲歌》。而就文学界而言，青年散文家伍立杨先生新面世的《铁血黄花》（四川人民出版社），值得刮目相看，堪称是作家学者化的可喜成果。本书的副标题是“清末民初暗杀论”，显然，是一本研究清末民初、热血贲张的革命志士暗杀清廷大奸巨恶的史学著作。流沙河先生在本书的跋文中说：“典型日远，良士为之瞿瞿。若以史坚如烈士1900年炸两广总督府为革命党人暗杀活动之始，至今已百年了。立杨先生忧虑史迹湮没，特著本书，昭示来者。书中再三阐明革命党之暗杀以民主与自由为鹄的，其性质迥异于恐怖主义……所以温生才烈士受审时声称是‘明杀’。”诚哉斯言。立杨在本书最后一章《思君令人老——不死的怀念》中写道：“‘阅尽人情厌漫游，五衷狂热一时休’（谭人凤）……日历再翻过十个春秋，距辛亥革命，就有一百年之遥了。帝王将相、英雄美人，确已轮转而去，新的板眼，又在历史的舞台上搬演着。那跑龙套的正把主景烘托得十分热闹。英雄的气息，随烟云散尽，终于还有些许残凝在牙黄的卷轴零帙之中，待有心人去激活。我们虽不好势利地说他们有恩于众生，却可以说他们真正不负于时代人民，其率直与卓绝、坚毅与彻底，譬之登山，而达于极顶，自此以往，则驰骅骝而下长阪矣！可叹的是，今之浅学寡识的文人学士，把一顶资产阶级革命的帽子戴在先烈的灵位上，多年一贯，既不洗涤，也不掸尘；更在斑斑血痕的边厢，掷些软弱局限的词句，饱饮闷睡之余，安心做他的斗方名士；仿佛乾坤在握，实未免‘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将烈士的生命大悲悯意识，诬为‘悲观苦闷，怨天尤人的思想情绪’，即是不知好歹……其‘研究’结论，甚至就由成王败寇那一套寡情卑下的草莽思想所左右，且有谤贤骂祖之嫌。”作者对辛亥革命史相关研究者的批评，会令史学家感到尴尬。其实，史学家因文学家的挑战而尴尬，这并不是头一回。迄今为止，研究现代史、党史者，未能写出像样的1957年“反右”史。而朱正这位湖南作家，却在1998年即已出版皇皇大著《1957年的夏季》，史学界应当为之汗颜。还需提及的是，立杨对古文很有造诣，常用古文、半古文写作，包括本书在内，每用梁启超式的文体，以致有些读者误以为他是老夫子，写信称他伍老，甚至连文友袁良骏兄有次给我打电话时，也问：“伍立杨的古文很好，大概有七十多岁了吧？”其实他今年才三十多岁。仅从本书来看，他的引文出入古今史籍，旁及外国哲学、文学，文笔古色古香，汪洋恣肆，在史学界的同辈中，这样的人才，我不知道有谁？这恐怕同样会令史学家尴尬的。
辛巳10月17日于老牛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