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先生会一点儿简单的汉语，也会讲英语。他年轻时的经历很符合拍成一部讲述浪子回头的治愈系电影：“二战”以后他出生于一个热爱音乐的教师家庭，从小学习钢琴、小提琴，后来迷上披头士乐队，靠听磁带自学吉他，无师自通；20岁时组建乐队，披着长发在日本和欧洲巡演，过了一段放浪形骸的日子；接着是麻木、厌倦、幡然醒悟，回到东京为剧团和音乐公司作曲，直至自立门户，创建个人音乐工作室。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曾赴欧游学，在阿姆斯特丹待过几年，进修古典吉他技巧，在此期间结识了他的妻子。
随着他的讲述，我想起那些半个世纪前的时代标签：反战游行、民权运动、性别解放、嬉皮士音乐、新左派思潮……似乎每个词都萦绕着一片神圣的喧哗和呛辣的彩色烟雾。无数大汗淋漓的肉体的骚动、精血的喷溅，构成一幅幅轰轰烈烈的海市蜃楼。生于那样的年代，好像每个迷惘而敏感的年轻人，连荷尔蒙都是迷迭香和鼠尾草的味道；好像每种无所事事、打发时间的消遣，都能提炼出令人神魂颠倒的风雅格调。
老实说，我对他在欧洲时酗酒、抽大麻和与女孩们厮混的事很感兴趣。他并不避讳，呵呵一笑，三言两语，轻淡得像描述几十年前见过的一片异国的云。
渡边先生40岁时决心离开日本，理由是此前做音乐只是为了赚钱，继续留在日本，只会放任激情一天天衰竭下去。他卖掉了东京的公司、房子和车子，换成了一张后半生花不完的支票。那时，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古典、爵士、布鲁斯、桑巴、巴萨诺瓦、弗拉门戈等不同种类的音乐，希望通过打破风格的界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吉他音乐表现形式。他觉得，中国可能会有他所渴求的新的可能性。
来广州之前，他去了很多地方，香港、北京、上海、西安、昆明……他毛遂自荐到大学举办免费讲座和音乐会，开培训班，借此寻找志同道合之人。对于商业演出，则一律回绝。没有安排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到处走走，学汉语、看电影、看戏、听音乐。平时自己下厨，早餐是咖啡和面包，正餐吃蔬菜沙拉和意大利面。
如他期待的那样，云南少数民族的服饰、习俗，民间艺人的歌舞，还有二胡的声音，这些让他创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曲子和编配手法。同时，他也毫不掩饰对吉他音乐在中国普及现状的不满——徒有技术的复制，而无灵魂的释放。
谈到鲍勃·迪伦和约翰·列侬时，我向他坦白，我对西方流行音乐知之甚少，他们的作品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必须略知一二”的时髦。他平和地笑了笑，说了一句：艺术的本质是心灵的自由，而不是概念。
他为我即兴弹了一段。起初是闪电般的华丽音阶，手指翻飞、指尖滚珠、弦上流光飘忽，继而转入一段沉思性质的自由慢板，琴音滴滴，似下了一夜的残雨。长梦将尽，男人轻轻搂着女人的腰，缓缓地跳着一曲末日之舞。每次摇摆便筛下一些金砂，磷火一般点点明灭。一对灿烂的背影，渐渐剩下两个空空荡荡的轮廓。那吉他像是抽烟一样，不时呼出一团团云雾状的和弦，须臾便由盛而谢。一声弦动，一地樱雪。
渡边先生最初离开日本的时候，双亲依然健在，由他的妻子和亲友照料。后来，妻子特意从日本赶来广东，照顾他的饮食起居，20世纪90年代末客死他乡。他把妻子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只留了一张遗照随身携带。他没有给我看那张相片。
他说，妻子是他此生最后一个女人。
黑泽明的遗作《黑之雨》里那对云游四方的浪人夫妻，就是他俩的真实写照。男主角三泽伊兵卫是个古道热肠而又怀才不遇的武士，因谋职不顺，生活落魄；妻子多代尽管对伊兵卫耿介的脾气有微词，却始终予以体谅和支持。
我问他，是否对妻子感到有些抱歉？
他第一次显出一丝黯然的神色。
半晌，他轻声告诉我，她很想要一个孩子，但他不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