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记忆的阴影

不过,伯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不谈 J第 什么志向,不谈信仰,也不问政治,一切只为养家糊口。不论革早 命还是不革命,抑或新旧军阀交替,在省长公署16年,尽管一朝 天子一朝臣,但由于其奉公守法,同时练得一手好字,收发并兼 陲 文书,16年未被裁撤,亦未被提升,可谓绝无仅有。 伯一直认为开源乏术,节流终可由己。工作10年之后,不仅 还清了青少年时代所欠下的债务,还赎回当年典押出去的田地。 1928年,伯有机会进入银行工作,至此工作稳定,待遇优厚 (一年可有13个月的薪水 ) 。 人生否极泰来,伯因其“非官非商”的社会地位不低而感到 誊 满意。宿舍里曾经挂过一幅何际时表叔的国画,前面有人骑马,中间一人骑驴,后面有一些人在步行和推车,寓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种并无大志的人生,与幼年时苦难境遇,孤儿寡母 受到欺侮不无关系。说起来,真是有点不堪。 二、记忆的阴影 幼年的痛苦经历,给伯终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正因为如此,他由己及人,自立立人,直至成家立业,仍事 母极孝。祖母的性格,说起来,颇有点古怪。稍有一点不顺心, 便卧床不起。伯每次总是跪在床前,求饶劝慰。待稍见缓和,才 去打酒给母亲解闷。伯自谋生后,一直勤勉做事,节衣缩食,并 在可能的范围内,自助助人。 他在杭州设立过孤寡维持会,对周围一些孤儿寡母提供力所 能及的援助;乡下缺医少药,妇女生产困难,他常年送药、送催 生丹;有青年家贫失学,便资助学费;亲友求职无门,则尽量施 以援手;抗战结束之后,在南昌银行任职,每年冬天坚持施粥济麟凌贫。如此宅心仁厚,实际上也是在可怜自己。诸暨人周师洛先生在杭州办了一家民生药厂,自任厂长兼门 市部经理。伯是发起人和董事之一。因性情耿直,遇不合规则或 不合理之事,敢于直言不讳,得众人之信任,后来被董事会推举 为监察委员之一。 族兄陈伯雄,早年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论亲戚,他是我 家小舅婆的弟弟;论族辈,比伯小一辈,所以我叫他伯雄哥;论 出身,伯与之同病相怜,不免对他多有照拂,介绍他到杭州民生 臀药厂门市部同春药房去做学徒。满师之后,继续留在药房做事。 不久,店口有好心人与我伯合计,集资让伯雄哥在杭州江头 (钱塘江口地段,为水陆路要道 ) 开办了一家之江药房,由伯雄哥带 一个徒弟负责打理。 我在杭卅l上中学时,隔三差五来伯雄哥这里过周末。尽管 物质条件并不是很好,伯雄哥夫妇却关心我的痛痒。我自小痛处 多,牙痛、头痛不断。伯雄哥这里有药,免去不少就诊之苦。我 骑自行车,是伯雄哥在晚饭之后,店里也没什么生意时,带着我 在钱塘江大桥上学会的。有时候礼拜六晚上,他与迎春姐 (伯雄 哥妻子 )带我进城到大世界看京戏。去时乘公交,归时乃步行。 夜深人静,马路上车辆稀少,高悬的路灯照在空旷的路面,一片 明亮,我们兴奋得横冲直撞,走走跑跑,开心至极。回到店里, 伯雄哥用汽水泡饼干给我吃。第二天,大家都不睡懒觉。我在楼上库房做功课看书,傍晚乘车返回学校。 1928年,伯已在上海的中央银行任文书科副主任。一次从沪 来杭参加董事会,伯雄哥请伯到店里吃便饭,就在店堂后那个简 陋的小屋里。伯雄哥烧了六个菜,都是些家常菜,分量比较多, 碗碗都盛得满满的。伯见了有所不悦,开口说:“我一个人能吃多 少菜? 这么个吃法,之江药房总有一天要让你们吃空的!”我在旁听了如坐针毡。伯雄哥并不急,也不作解释,只是笑眯眯地看着 |第 伯。这时迎春姐在边上说,“伯伯来杭多次,我们从未请伯伯吃过 f章 饭,今天也没做什么好菜,也不是拿店里的钱。”我也急忙轻声 l生 对伯说,“今天的菜是多了一些,但平时他们都很节省的。每次我 I歪l辰 来,也只添一个菜,比如榨菜毛豆炒肉丝,算是给我改善生活, 并不见什么三碗四碟的。”听我这么一说,伯的神情才缓和下来,便不再说什么了。 伯雄哥有一女儿,取名明芳。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这 是一个白嫩皮肤、聪明伶俐的小姑娘。明芳四五岁时,整天跟着 父亲,寸步不离。有一天,伯雄哥外出办事,明芳独自上楼,进 鹫 药库取药,下楼时竟发病致死,前后不过很短的时间。当时迎春姐一人在店里,惊恐万状,呼天抢地,无人听见。一个幼小的生命,瞬时魂飞天外。等伯雄哥回到家,察看牙龈嘴唇指甲,均呈 紫黑色,猜测是误服了硝酸银中毒。伯雄哥夫妇悲泣不已,顿足 捶胸,明芳是他们的独生女,就这样,顷刻问,意外横死,惨呼 苍天 ! 伯与娘婚后便分居两地,情感难以交流。所以伯趁每次休假 回乡,就教娘认字识数。娘烧饭时在灶下练习,渐渐学会了写信 记账看小说。婚后第四年,大姐在店口出生。伯在杭州城里典下 一座楼房,即头发巷一号,接祖母和娘及大姐在杭州安了家。 娘一直说,伯治家谨严,生活有计划,量人为出,甚至规定 7 全家每日菜金只能16枚铜元 (100铜元1块钱)。每晚都要记账,若 有一个铜元报不出,伯总是要娘再想想,直到想出为止。日子就 这样过得一板一眼,从不逾规矩,背后有其个人经历的影响,娘 亦多有体谅。 伯早年身体不好。每次从外回来,总感到筋疲力尽。娘是 一位贤内助,不但家务事不用伯操劳,还尽可能服侍他;伯衣着十分朴素,合乎他的身份。夏天公署里穿的夏布长衫属伯最挺最白。伯没有什么嗜好,不沾烟酒,茶也不喝。只是山里人心直口快的习惯一直未改,对公署有些事,不以为然的便不参与,却要说出为什么不参与的道理,有时不免得罪人受点气。伯在外受了 气回来并不发泄,只讲给娘听。娘一边为他捶背按摩,一边帮他 分析劝慰,出主意。等伯消了气,恢复一点力气,才吃晚饭。记不清哪年,浙江一带连年水灾。诸暨同乡会馆组织水灾救 济委员会,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伯自然属后者。他在公署 鐾每周有三天下班后要值班到晚上8时才回,另有三天不值班,下班后就赶到救灾委员会去,帮助募捐救济灾民,遣送灾民返回原 国 籍。凡是投到会馆来的灾民,大都无衣无食,既要安排他们的日 常生活,还要替他们治病。为了集资,有时会请些名角来义演, 如梅兰芳等人。伯下班先回家吃饭,再去义演现场帮忙。 当时春末夏初都闹水灾。几年下来,伯结识了两位仁义同 乡,一位是钱伯坚先生,另一位是斯介吾先生。两人都比伯年 长,他们对伯的宅心仁厚、为人正派十分赏识和器重,三人结为 金兰。 1927年,斯介吾先生不幸中年病故。钱伯坚先生与伯商议 其后事,四个孩子需要安排扶养,除留下应所继承的款项之外, 每人每月尚有15元的生活费。其舅家虽然仁至义尽,却只愿意照 顾两个大的,两个小的则不愿扶养,亦无人可托。伯事先未作商 议,便把他们带回乡间交给了母亲。那时伯已在上海工作。三 妹、大姐先后病故,我在杭州读书,娘一人带着两弟在家。娘已 有四十六七岁,常感到头晕心悸,有点心力交瘁。伯在外面讲道 义、讲情义,以为添一个人多一双筷子,又岂知娘一人操持家的 不易。伯的姐姐,乡里人称阿苏姑娘。比伯大6岁,从小帮伯梳辫子,姐弟感情很深。后来嫁到金家站,我一直不知道是在哪 里。姑父姓金,在汉口铁路上做事。他们生有一女一子,姐姐榴琴,弟弟传培,姑母带他们住在乡下。姑父在汉口另娶一 懂 房,每逢过年才回家一次。姑母对此并不抱怨什么,说“横竖一年还回来一次”。不久,姑父把儿子传培带到汉口上学。有一 年,发大水,学校停课,传培哥和他小妈住在一起,得了肺结 核。从汉口发来一份电报,说传培哥病危。伯知道后立即让他 I 来杭州治疗。传培哥终日痛哭流涕,说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果不其然,最后医治无效而亡。姑母早年丧子,伤心至极,姑父 霸 也就不再回来了。从此,姑母与表姐二人的生活费用,全由伯一人承担,直至表姐榴琴结婚,才不再寄钱给她们。 伯对儿女从不大声训斥或打骂,更未让我们下跪过。只有一 次例外,大姐五六岁,可能在外听人说的,跟着喊外婆是“孤老 头”。这是乡间对孤寡老人的一种冷语。娘当时听了很伤心,伯 因此打了大姐。除此之外,伯对我们姐弟,一直和颜悦色。答应 星期天外出游玩的,因故不能成行,也是好言解释。大姐从小能 干,打毛线、做十字绣,伯总在娘跟前赞语,却又从不当面表扬 大姐。当年家中境况不好,伯本想培养大姐一人,以期将来提携 两个弟弟。结果,大姐不幸早亡,才送我去上了中学。 抗战前,伯突然从上海买回一架风琴。长途托运回乡,让我和弟弟在假期中练习。这时才知道伯小时候曾有过一段摸不上风 琴的痛苦记忆。抗战后,伯自内地出差沿海,途经上海,看到大 弟穿着一套西服。临别前夜,突然对我们说:自己小时候做的一 件背心,一直穿至20岁结婚才换下。言外之意,是在告诫我们: 万事要饮水思源,君子不忘其旧,更不可忘其所以……伯在说这 话时,想必内心是有苦衷的。少年时代的世态炎凉,给了他太深。1931年秋初.父亲(右)带我和伸弟 (左)摄 于杭州,那一年.我15岁,仲弟6岁, 刻的记忆。 伯一生谨小慎微,始终未能走出当年痛苦记忆的阴影。多少 次,我想对他说些劝慰之语,话到嘴边又打住了。因为伯是一个 忠厚老实的人,平时少有幽默,若说得不好,或许会勾起他儿时 的痛苦记忆。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要他讲故事,他无心讲,实际 上是讲不出,就半真半假地搪塞我们,说什么“张飞张飞,手里 一面团箕”,让人忍俊不禁,同时又感到他的乏味。或许是遗腹子 的缘故,伯的童年没有温馨的故事,所以也就不会讲故事。 伯中等个子,一米七二左右。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面庞瘦 削。不爱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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