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岁还写时评，真是有点不自量力。去年的一个会上与张鸣先生聊天。他说：王老师，我写时评，人家都嫌老了，您比我又大十多岁还写，是不是有点“挑水的回头——过井（景）了”。张鸣的名字就是他生年标志，大鸣大放的1957，那一年我初中毕业。不论从脑力还是体力怎么能和他比呢？张鸣被誉为评论界的劳动模范，听说他的“博客”上有六百多篇文章，我这三十年间写的东西也不及其半。
又一次，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在报上又看到了你的短文，还在写呀！”“没事就写点，锻炼锻炼思维，防止老年痴呆。”“哈哈哈……”电话那边大笑“以你这个年龄干这事，已经是老年痴呆了。”我悚然一惊，电话那边还在笑。我想，老朋友说的也许真是有些道理。人过六十，做点像太空行走似慢动作，写点怡情悦性、或像杜甫所说“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不招人生气的随意文字还靠谱，还可以理解。老弄“短平快”，命题作文，两个钟头交稿，大多费力无用而又招人厌烦的文字，难怪人们疑之为“老年痴呆”。时评这种文体大约是随着近代报纸一起出现的。那时是革命的前夜，民族危难，进步的知识人或跑到日本，或进入租界办报纸，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报刊上的社论和评论文字大多是办报者自己写的。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评论时事，发表自己的主张，影响民众。章太炎、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进入民国后，带有企业性的报纸兴起，为了使报纸盈利，资本家聘请社会上有真知灼见知识人，主持报政，也笼络社会上知识分子为他们撰稿。1970年代买旧书时认识了一位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老专家卿汝楫先生，他对我谈起，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许多有关国际形势的社评是他写的。
报馆的服务生，早上把题目拿来，下午交稿。他说那时年轻力壮，三个钟头两千字没问题。1950年代之后，随着传媒国有化，报纸担负了引导舆论的任务，因此每家报社都有专门评论员，报纸上的大多评论文字、特别是社论、“本报评论员”一定是本报评论人员撰写，重要的还请社内外领导写。现在的时评，勃兴于21世纪。当时还有争论，是杂文的时代，还是写建设性的时评？有的人说煌煌盛世，偶有微瑕，时评作者以负责任的态度光明正大地坦荡进言，对于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双方都好；而主张杂文者认为，文学家不是宫廷侍臣，没有建言进言的责任，杂文就是一种文学创作，它撷取世态万象，描绘给人们看。读者如何想，是读者自己的事。其实我觉得两者并行不悖，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争得那么激烈。随着新型媒体——都市报大量涌现，争论似乎没有意义了。时评数量稳坐文体的第一把交椅。当然这不意味着时评这种体裁成熟了，读者习惯接受了。而是因为报纸版面多，仿佛是超市排排挺立的货架，总得有东西填满它呀。市场经济社会远较计划经济社会复杂，分析、批评一些社会现象是全社会都应关心的问题。现在网络的热闹正是这种关心的一种反映。因此现实需要一大批从事社会批评工作的人，他们要有开阔的胸怀、敏捷的思维、丰富的知识，迅捷的反应能力和娴熟的驾驭文字能力，从事这项工作。这行当不是年迈者能干的了。
当然，也不是从此封笔。在写作上，我很欣赏杜甫的“老去诗篇浑漫与”。老了不要刻意去写，当想法、冲动逼得你非写不可时，也可以随意写一点，以遣积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