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宋以临安（杭州）为中心的江南一带文化、文明的高度发展，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有很细致的描写，他认为这是宋朝进入“近代的标志”。
谢和耐在书中指出，在八世纪，中国的南方，“由于其沉闷并使人丧失活力的气候，只不过是辽阔帝国的一块未开拓的地区罢了。人们的兴趣和感情都另有所系。对于许多人来讲，南方并非祖先的故土，在那里会产生一种流放之感。”可是到了北宋中叶以后：
人们已经不断地感受到了中国南方的日趋增长的重要性。在南方，人口更加密集，富足程度增加，海上和内河交通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一种几乎不为中国北方所熟悉的特殊的城市生活方式，产生了一些重要的书香世家，这终于使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和它的活力。对于这种深远的、几乎难于觉察到的变化过程，我们最先想到的也是最有可能正确的解释是：正是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的来自中亚和今天蒙古一带的野蛮游牧民族的持续不断的压力，才构成了促进中国长江流域和东南省份经济普遍成长的主要动因。
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叶和盐业企业，其对于外贸（丝制品和瓷器）的倚重，以及其各地区产品的专门化等等。无所不在的国家掌握了许多商业部类，并通过一种国家专卖权体制和间接税收而获得其主要岁入。在社会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这就是外国一些史学家认为宋朝已经踏入“近代”门槛的理由。此后虽然经历了战争和蒙元铁蹄的蹂躏，但东南一带经济文化的积累已经形成，江南风月虽然也可一度蒙尘，但其一经拂拭，照样光辉依旧。难怪词人“懒去蓬莱三岛，且看江南风月，一住数千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