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天堂，地下苏杭
历史上唐宋两代常常并称，其实两代差别是非常大的。先从经济上来说，两代经济发展的程度差别是很大的，宋代的生产力起码是唐代的十倍以上，货币发行量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唐代铸币的也不少，保持每年铸钱十万贯左右，到了宋朝，每年平均下来都是一百多万贯，铸币多的时候一年可达到五六百万贯。因为中国产银量、产铜量、产金量都非常的少，宋朝大量的铸钱还不够使，就铸铁钱，宋代铁钱非常多。宋代之所以有了“交子”（纸币的雏形）的发明和流行，其原因就在于金属货币不能满足商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需求。
两宋朝廷的财政收入也遥遥领先历代各朝，最高时达到14000贯文。这个数字是清代末年有了“洋务”之后才达到的。
宋代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和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一个朝代的兴衰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取决于农业。历数古来“盛世”都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有关。像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就与农业生产力突破性的进展有密切的关系（如农具改良、代田法实施等，每人平均占有粮食近千斤），盛唐则与小麦进入国人主食有关（石磨的发明与改进，小麦从“粒食”到“粉食”），两宋则与占城（今越南中部）稻种引进有极大关系。北宋真宗关心粮食生产：
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后又种于玉宸殿，帝与近臣同观；毕刈，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
（《宋史·食货志一》）
宋真宗先在宫苑中试种，认识到占城稻产量优势后，则大力推广（3万斛相当500万斤）。占城稻生长期短（一般水稻的一半），南方可种双季，北方可施行“一稻一麦”；产量高，对土地和水要求相对不高。占城稻的推广和普及使得宋代粮食生产登上古代最高台阶，宋代人口最多时达到1.2亿，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1400斤以上。引进占城稻受惠最多的当属于太湖周围，当时就有了“苏湖熟，天下足”（《四朝闻见录》）的谚语。
宋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与前代不同，过去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农村，而宋代的发展主要依赖城市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这一点我们从税收所占的比例就可以看出。北宋末工商税占到全部税收的70%以上，这些税收主要来之于城市。不仅仅是汴梁、临安这些大城市，也包括诸多的中小城镇。这些城镇许多属于两浙路或江南东路，如江宁、镇江、平江（今苏州）、常州、湖州、明州（今宁波）等地。这些沿运河城镇把“江东”城乡联系起来，构成了后世所谓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其代表就是杭州、苏州，当时民谚中就有了“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吴郡志》）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