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经验的外衣，有多么丰富的语言，就有多么丰富的经验。但人们常常以为自己是在创世纪，以为在天空中会留下翅膀的划痕。殊不知，但凡能以语言描述出的状态，都已被前人所体察所感触所提炼所表达。天空中早已布满飞翔的轨迹，鲜有经验的空白。因此说，如果在时间面前，人们都同命相怜，那么在经验面前，人们都可以引为同志同道。张爱玲说，所有女人都是同行。面对世界，所有人又何偿不是同行呢。过生活，就是他们的职业。
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汉奸文人”苏青来说，她的生活经验诸如坎坷、突围、孤独、凄凉，自是一生写照，也是千百年来不幸女人的经验叠加。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年轻时代的苏青的《结婚十年》固然名噪一时，但是一个人在生活的传送带上能跳多高，跳多远，毕竟不是自身能量所能决定的，还有命运机缘的因素，还有在命运波澜之下的自我掌控力与审时度势的清醒度，还有与世界达成妥协的程度。如同大部分女人，苏青的挣扎与奋斗显然是盲目的。她的前半生的焦虑就是想到找一个“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筹更好”的丈夫，但是始终未能如愿。漫长的十年婚姻矛盾丛生，最终失去婚姻的她迫于生计，与大汉奸周佛海和陈公博相识，在《古今》上发表文章——该刊创办者是汪伪政府的交通部次长朱朴。在朱朴的授意下，苏青再写文章赞颂陈公博。甚至，陈公博一度要请苏青做他的私人秘书，或者安排任政府专员，她也由此落下“汉奸文人”名声。
有人说，苏青沾腥惹臭或许是考虑自己一个孤身女子在大上海混事不容易，需要有人庇护，完全是出于本能。毕竟她要养活三女及母等全家五口——她一个小小文人，在政治上能有什么远见卓识呢？但公众书写的历史并不这样认为。
苏青在《关于我》一文中辩诬说：“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不得已耳……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国家。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
事实上，苏青是在国家动荡之时在政治夹缝中生存。她说过：“我很羡慕一般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者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常常是为生活而写作。”并说，“我投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需要钱１“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
苏青的作品《结婚十年》与《浣锦集》等究竟有多高价值，至今也真令人存疑。尽管张爱玲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并说，“苏青身上有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但是苏青的为文却总有一种风尘的味道——一个女人，到了什么话都敢说的地步，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就真正成为一个比妇女还妇女的地道的妇女了。
我以为她的为文品质欠佳，到并不仅因为言辞大胆泼辣，而是通俗而流俗。比如她说，“女人与男人不同：男人是地位愈高，学问愈好，金钱愈多，则娶亲的机会也与此等成正比例；而女人却必须成反比例。因为在性的方面，男人比女人忠实，男人只爱女人的青春美貌，而与其他的一切无关。”
“美貌是天生的，青春是短促的，不能靠人的努力去获得，甚至于愈努力愈糟糕，结果女人是吃亏了。女人只能听命于天，但天也并未完全让女人受痛苦，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予她们以孩子。她们有了孩子，爱便有了着落，即遇种种缺陷与失望，也能勇敢地生活下去。没有孩子的女人是可怜的，失去孩子的女人是凄惨的，但是失去总比从来没有过的好一些，因为前者还有甜蜜的回忆与渺茫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