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赵瓯北，中说，“即诗一道，欲其工切，必与其时代之国势民情，诸方呼应乃可。故居今日作诗，非洞明世界大世，及中国近数年来之掌故，而以新理想、新事物、熔铸旧风格，则徒见心劳日拙而已。”又说，“世界巨变，均多年酝酿而成，无起因一朝一夕者。即如欧洲中世纪末造，文艺复兴，名系复古，实则维新。也说，斯宾塞有言，“世局如钟摆，相反向生，变动靡止。然一种事理已趋极端，及其既反，则人之见闻较确，判断较准。
他说读书，昔读袁子才诗，见其论读书诸诗，喜其意之有合，辄录出之。诗云：“吾欲为神仙，向天乞春秋。不愿玉液餐，不愿蓬莱游，人间有字处，读尽吾所求。见书如见色，未见心已动。”“一日不读书，如作负心事。一书读未竟，如闻大军至。”
他曾在《吴宓诗话》之《诗人重精神而略形迹》一文中说，“视敌为友，惟诗人能之……重精神而略形迹，故能无种界、无国界、无党界。良史执笔，对于本族本国本党犹多回护。诗人则但取其可爱可敬、可泣可歌，初不问其人其事对我之关系何若。”他评价莎氏戏剧：“莎士比亚生平未尝久在学校，而所著剧本，综贯天人，穷极物态，至理名言，层出叠见，阴阳消长之理，推考尤真……窃谓莎氏所以不可及者，即其胸罗宇宙，包涵万象之力。”他在书中明晰事理，然在现实生活中却完全迷失。
他曾经这样总结分析自己：“一，我之多情而热心，忠厚诚挚，做事负责任，能牺牲，善为人谋，而不顾自己之权利、幸福、安乐——在所有之中国人中，未见有如我者。二，我之用力多而成功少。三，我但有工作而无享受，但有义务而无权利，但有勤劳而无快乐。四，我决不负人，而人常负我，于大小公私事皆然。”可谓诚实，中肯。
他还说，“宓之痛苦，非人所知。人徒知宓离婚孤居、恋爱未成之苦；甚或知我委曲周到，离婚后仍一意帮助心一；热烈牺牲，倾情以向，而彦待我冷漠圆滑，我心实苦。而不知对心对彦婚姻恋爱，仅是我生涯中之一大苦事。”吴宓不是烈性男人。其细腻多于女性。一个信息足以在身体内循环三次方出。往往曲折和变异。
他在现实生活中踉踉跄跄，尚未准备好的时候，政治风潮又来了。吴宓在1965年日子显然越发不好过。他感慨年夜饭的冷清。他常遇一群儿童，被骂“吴宓老狗，我要砸碎你的脑壳”。他被抄家搬家，因“宁肯杀头，也不批孔”而被打成反革命。他76岁时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的折磨。
如果诗人一定是世俗的靶子，历次运动，历次跌宕，翻江倒海，都会有聪明人浮现上来，那沉落的一定全是诗人。这个世界，每一件事都鼓励做一个聪明人，而不鼓励做一个诗人。所以诗人在世俗中一定是失败的。
在1965年，他日记中，基本每餐午饭都有二鸡卵吃。“午餐，二馒，还有炒肉丝，豆腐片煮二鸡卵”。日记中也常出现“牛乳，粥，鸡卵两枚，枸橘一枚。汤圆五粒”之谓，令人垂涎。
然而他所遭遇的残酷，也是零零碎碎地显现的。如，他在日记中说，“下午2～6点，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教研组合并运动座谈会。某某二同志监临，命再作交代。而耿振华、田子贞、李维品、朱学兰、周显忠、范太前等发言，集矢于宓。”——如何“集矢于宓”呢？
“命宓与父、碧柳、兰芳割断关系。众逼问宓与张宗芳关系……田子贞又揭发曾宛凤常捧花来，为宓插瓶中。朱学兰则述某女助教，在宓外室考试时，宓奉茶，供醪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