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部分的书，和大部分的恋爱一样，速成与速朽，自然让人脑子里来不及建立什么，就被更新的东西置换掉了。还得说以前的一些书让人觉着来得记忆深刻，内化为骨头血肉。我的阅读秩序颠倒，完全不合逻辑。记得最早正经读书，一上来居然是《郑振铎文集》。那时候大概还上小学，字还认不全。搞了一个红皮本子，一本正经地抄录下来，再胡乱配上插图。现在这个本子还在，搬家时刚好翻腾出来。好在他的文章多是断章式，一个段落就几行字。
比如《在电车上》：三等车里拥挤得不堪了，头等车里只坐着三个人。中间只不过隔了一扇玻璃门。愚蠢的人类，你们为什么不把这扇门打破了，大家坐得舒服些？！
还比如《成人之哭》：小孩子大声地哭，但是成人的眼泪却是向腹中流的。可怜的成人呀！
他的文字风格凝重，格调悲凉，其实很不适宜少年人读的。被囫囵吞咽的沉重话题化作一整块伤痛的腐水，必须慢慢流淌出来。我又不擅倾泻，只得梗阻于心，难以化解。后遗症就是在比较早年的时候就苦思所谓人生意义。岂知这些终极问题的最好解决是以不解解之。就像哲学系学生的最高境界是不学哲学。
此后屡读郑振铎都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之惑。那些瞬间的离近，只是永久的隔远。他的文字中开放的乱花，虽然源于性格与思想的根脉供养，却无法在阅读中被真正还原。
他的文字气质或许源于他早年艰难的生存处境。1924年4月，泰戈尔应邀来华，张君劢、徐志摩、郑振铎、殷芝龄、刘湛恩等前往迎接。在这前后，郑振铎的第一个恋人王世瑛之家庭对两人恋爱坚决反对。其原因即是，“郑家只一个寡母做针线维持生计”。后两人分手，郑陆续写下《枫叶》、《思》、《往事》、《忧闷》、《空虚的心》等表达痛楚。
他的文字固然有着多愁善感的一面，却也有着暴烈的血性。他在1925年《迂缓与麻木》一文中写：“英捕与印捕，乘了高头大马，闯上行人道，用皮鞭驱打行人。被打的人在东西逃避。一个青年，穿着长衫的，被驱而避于一家商店的檐下，英捕还在驱他。他只是微笑的躲避着皮鞭。什么反抗的表示也没有。这给我以至死不忘的印象１“……我们亦可看出我们中国民族的做事是如何的迂缓迟钝，头脑是如何的麻木不灵。”
在陈福康所著《郑振铎传》中可以看出，那些文人身上的毛病，他却少有。他为人谦和敦厚，热情宽宏。书中提到，1920年，郑振铎、沈雁冰等在北京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然而，后来成立的创造社，却把“文学研究会”当成假想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都激烈地攻击过郑振铎和沈雁冰，甚至用了污言秽语。但郑振铎从来没有回骂一声。内敛而隐忍，时时表现于他的为人与为文。
1949年，郑振铎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3月，参加了在西苑机场迎接毛主席的阅兵式。他刚到北平才十一天，就作为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人民的代表，去巴黎（后改为布拉格）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周恩来特意指示，要为他们每人做一件貉皮大衣。
上世纪50年代以前，是中国知识分子好时光。时任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最早提出了重新整理、校点《二十四史》的建议。“文革”前的我国古典文学著作的整理出版，就是照这个规划进行的。1954年6月，北京市有人提出要拆除团城，他直接找了周总理，团城得以保留下来。半个世纪以后，人们仍然可以看见团城的飞檐上，暗色的金配合了暗色的蓝，树上满是惺忪的睡鸟。
然而时代的任何一场大漩涡，都不会放过一个角落。此后的“三反五反”，与文化界关系不大。1951年批《武训传》时，他因未看过这部电影，未写批判文章。1954年，忽然发起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他颇感意外，但他仍未写批判文章。接着全国掀起批判“胡适反动思想”运动。他还在静观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