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机会拯救这个国家，却又深刻洞悉这个国家如何危若累卵，龚自珍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偏激，乃至更加癫狂。三十多岁的壮年时期，龚自珍就以爱骂人、会骂人、敢骂人而著名——骂人给他带来的唯一好处，恐怕就是第六次会试时终于得以金榜题名。
显而易见，龚自珍是那个时代的异见者，而且是一个无所顾忌的高调的异见者。虽然他曾感叹“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但他对时政的批评却无所畏惧。这种无所畏惧，引来了关心他的朋友们的焦虑，怕他因过于激烈的言论被当局处分。如常州庄绶甲就担心他的《乙丙之际箸议》太尖锐，会给他带来不测之祸，写信劝他删改。但龚自珍不以为然，以一诗作答：“诗格渐卑庸福近，不知庸福究如何？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与龚自珍齐名的魏源也对龚自珍稠人广座之中好议论时局提出警醒，希望他明哲保身，学会低调，“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并告诫他，朋友之间的促膝交心与社交场合的应酬是完全不同的，切不可在大庭广众之中乱议朝政。至于比龚自珍更年长也更传统的老文人诸如王芑孙，则直言不讳地多次写信批评他，说他诗文中的指斥“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足下将持是安归乎”？然而，委婉的劝说也好，激烈的批评也罢，都难以更改龚自珍的直率心性。因而，在19世纪上半叶的京城，龚自珍的存在总是显得不合时宜，这也就难怪他的仕途总是极其不顺利。可以说，龚自珍因不得志而激烈批评时局，而他对时局的激烈批评又反过来使他更加不得志。他被正人君子视为异端，他的理论被正人君子当做歪理邪说。其情其景，就如同在瞭望台上的人看见了自己所乘坐的船只，正在撞向前方的礁石，但是，当他大声呼喊，大声提醒时，却无人理睬，甚至把他当成疯子和受虐狂加以嘲笑。这个看见礁石的人，不仅是孤独的，也是绝望的，愤怒的。
龚自珍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和国家的批评与指斥，使他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而他的行事风格与做派，又让普通人对他感到难以理解。张祖廉的《定庵先生年谱外纪》中记载说，龚自珍宽额头尖下巴，双目似炬，虬须如戟。当他喝高了，喜欢用一只手拍打另一只手的手腕。每当与朋友纵谈天下大事，“风发泉涌，有不可一世之意”。当时京城里的普通老百姓和士大夫，都把他称做龚呆子。张祖廉还讲到，龚自珍在京城做官时，曾经乘一辆驴车独游丰台，在一片芍药花深处席地而坐。大约是独饮无聊，龚自珍拉住一个过路的体力劳动者共饮。酒至半酣，他纵声高歌，把芍药花的花瓣都震得掉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