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皇帝素质一代不如一代。极端集权的体制下，作为最高裁决者的皇帝，其个人素质的高低，对国家的影响举足轻重。公平地说，清朝的所有皇帝，没有一个是昏君或暴君。但不是昏君或暴君，并不等于就是明君和圣君。事实上，自乾隆以后的历代清朝皇帝，其个人素质均呈降阶排列。即以乾隆来说，虽然他自称有十全武功，但其晚年的奢侈无度，已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根基，所谓康乾盛世，乃是一个打了折扣的掺水盛世。乾隆的继任者嘉庆，才不及中人，他在位期间，继续沉醉于天朝盛世的迷梦，粗暴地将英使阿美士德驱逐出境。从那以后，英国人考虑的是，既然用正常手段不能叩开中国大门，那就只得动用非正常手段。众所周知的后果是鸦片越洋而来，将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迷醉于袅袅青烟中。至于嘉庆的继任者道光，这个毕生崇尚节俭，以官服的新旧来判断属下廉洁与否，从而造成京城里旧官服竟然比新官服更贵的咄咄怪事的皇帝，他虽然极力想挽救垂危的国运，但是，他的才能，他的识见，注定了他的努力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四，政治的高压导致知识分子集体躲进故纸堆，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发出独立的声音。作为一种精神与气节的象征，在明朝，士大夫或者说知识分子哪怕在阉党的无情打击之下，仍然能够保持自身的良知与操守，以批评朝政、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为己任。但是，逮至清朝，伴随多次株连甚广的文字狱而渐行渐远的，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经世致用曾经是知识分子的人生信条，但到了清朝，尤其到了龚自珍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畏于森严的文网，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躲进故纸堆，做起了寻章摘句的无关江山社稷也无关国计民生的学问。一个社会固然需要有人从事这样的学问研究，但当全体知识分子都对触目惊心的现实视而不见，却将关注的目光对准尘封的典籍时，这个社会一定出了问题，而且出了大问题。最令人揪心的是，本应站在时代前沿的知识分子，一旦无可奈何地放弃了他们警醒社会的职责，你便没法指望有另外的人来替代他们。当中国的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眼里，那些远涉重洋跨海而来的英国人、法国人，和此前侵扰大宋的契丹、西夏、女真并无本质区别，完全可以用大宋对付契丹、西夏、女真的那一套老祖宗的老办法去忽悠他们。
第五，尤为重要的是，正当大清朝渐渐走进浓墨重彩的暮色之中时，西方世界却迎来了近代化的朝阳。或者说，当世界格局已然为之一新，古老中国却一仍其旧，毫无变化，大清如同大明，如同大元，如同大宋。中西方的这种阴阳相违般的隔阂，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当西方对中国了若指掌，知道自己将从这个庞大的国家获得什么时，中国对西方却茫然无知。清朝的这种固步自封，直到龚自珍死后将近半个世纪，情况仍然没有根本好转。1895年，《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写道：“在大清国，没有任何具影响力的人物访问过欧洲，因此，也就无法给大清国的政治带来现代气息……到国外去的清国人大多出身低微，他们在国内无足轻重；他们对西方世界的思维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全部认识也只不过是一些肤浅的表面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