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人口激增引发社会动荡。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自耕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主导经济形式也是唯一经济形式。发展缓慢的生产力决定了人口的增加，必须有相应的耕地的增加。由于中国式的周期性王朝更替长则二三百年，短则一百年甚至几十年就要发作一次，而每一次发作都是以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为代价，这就决定了中国农业社会的人口基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质的飞跃。但是，伴随清朝前期一百多年的承平，人口的激增终于远远地超过了耕地的增长。1660年清朝初期，中国人口数不到1.5亿，到1812年时，这一数字翻了一番多，达到了惊人的3.4亿；与此同时，耕地只从5.49亿亩增加到7.91亿亩。也就是说，人口的增长远远超过了耕地的增长。同一时期，欧洲解决人口增长的根本途径是不断拓展的海外殖民地和日益发达的工商业，而在闭关锁国，视农业为根本，其他都是末业的国策下，中国人只能通过从土里刨食的方式来解决温饱。但是，人均土地的急剧减少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注定了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根本没法填饱肚皮。龚自珍亲眼目睹过的情况是：“崇文门以西，彰义门以东，一日不再食者甚众，安知其无一命再命之家也？”天子脚下的皇城根，底层民众谋生尚且如此艰辛，何况京城外的穷乡僻壤？温饱是民众最起码的要求，当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也得不到保障时，哪怕再听话的顺民，也只有揭竿而起了。因此，从龚自珍童年时期的白莲教起义，到青年时期的天理教禁门之变，再到他死后十多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停息过。是故，龚自珍在他的文章里感叹：“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
其次，官员普遍腐化，集体平庸。1799年，当龚自珍还是一个七岁的儿童，刚刚在私塾先生的指导下发蒙读书时，距他的家乡杭州千里之外的京师发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件：乾隆朝位极人臣的首席大学士和珅被乾隆的续任者嘉庆处死。从和珅家抄出的财产，折合成银两，多达八亿两之巨，据称相当于帝国二十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乃至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和珅并非个案。当这个庞大的帝国渐渐接近它的暮年时，官员的普遍贪污腐化便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如比龚自珍小八岁的张集馨，于道光二十七年被任命为四川按察使时，他按照官场惯例向有关官员送礼，这一番送下来，一共花去银子一万五千余两。
贪污腐化是帝国官员如影随行的公开秘密，民间有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这十万雪花银，绝非夸大之辞，而是一个相当写实的数字。官员一旦醉心于贪污腐化，其治理国家的原则便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甚至就连康熙这样的所谓圣主，居然也很让人意外地明确指示下属，行政的最好办法就是“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则生一弊。古人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职此事也。”大学士曹振镛是龚自珍的父辈，一生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运亨通，八面玲珑，其门生向他请教做官的诀窍，他回答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咸丰初年，曾国藩曾上书，痛惜“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人折言地方之利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