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卡房更令川人闻风丧胆的，当数木笼。木笼是一种用实木制成的笼子，被处罚之人被驱入笼中后，既不能站，也不能坐，更不能躺，只能半弯着身子，因此又称为站笼或坐笼。这些被认为有罪的民众被关进木笼后，“断其水食，一日而毙”。这些惨死的民众里，哪怕真有犯下该当偿命罪行的罪犯，对其施以这样的刑罚也涉嫌不讯而诛的程序非正义，何况其中更多的不过是因为与乡绅和保甲长有隙，即被诬扭送至州县的。然而，对这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州县习以为常，各上司恬不为怪”。
张集馨认为，在当时的各省中，四川刑名之繁重，甲于海内。但在酷吏们如此严刑竣法之下，执法者们照例在利益驱使下贪赃枉法：有的把强奸逼认为和奸，有的把仇杀说成是奸杀，有的把小偷小摸上升为江洋巨盗。成绵道徐有壬，在他的辖区内，不到半年，就处死了八十多人。有的人在行刑前，还预先重打二三千板子。至于双流候补知县毛某，吊打犯罪嫌疑人犹嫌不够狠，有时竟然用大锅蒸煮。张集馨评论说：“国家无此典章，而酷吏任意惨虐，罗钳结网，不是过矣。”
如此残酷惨烈的司法，只能激起底层民众对官员和政府的仇恨，只能促使这座巨型活火山更早喷发。以简州为例，此地一年之间发生的抢劫案多达三百余起。当时的四川总督恶闻此类事件，“专务粉饰”，因此手下人也就报喜不报忧。虽然盗贼充斥，生民涂炭，但自总督到朝廷，都以为四川仍然是丰衣足食、人民恭谨、深沐皇恩的天府之国。
民多戾气，基层不稳。苟全性命于如此乱世之下的民众，与承平的盛世相比，没有了自信、博大和宽容，多的是仇恨、凶狠和好斗。可以说，道咸时代的中国基层，弥漫着一股无法肃清的暴戾之气。福建的漳州一带，“其俗专以械斗为强”，其中尤以下属的龙溪、漳浦和云霄三县为最。当地人大多聚族而居，不同的宗族之间，相互绑票索赎，纠众残杀，是司空见惯之事。宗族之间冤冤相报，根本就没有停歇之时。每逢两个宗族之间发生械斗，便像两军交战一样，先下战书，定下日期，届时，“大姓则合族相帮，小姓则合帮相助”。如果本族的壮丁不够，就出钱到外面招募雇佣兵。丈夫和儿子出斗之时，妻子和母亲不以为忧，反而喜笑相送，“不望生还”。有时候，父亲受雇于甲方，儿子受雇于乙方，甲乙双方一旦交锋，父子均红眼相拼，“若不相识”。至于在械斗中的死亡者，则由主事者付给洋银三十元——这就是当时一条人命的价钱，以张集馨在陕西粮道上的进项而言，他的年收入可以买断两千条人命。如果说这种合族械斗尚是民间行为的话，那么政府的举措可谓离谱之极：械斗时，政府坐山观虎斗，等到械斗结束，政府必然出面向双方征收一笔费用，名为械斗费。如果不肯交纳，政府就会调集武装人员前往洗庄，“房屋树木，一概毁伐”。张集馨的前任告诉他，单是漳州一地，十一年之间发生的凶案，就多达九千余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