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由国家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发起了“抢救民间家书”活动，向海内外公开征集散落在民间的家书，包括信纸和信封。这是今年4月初，费孝通、季羡林等数十位文化名人发出的倡议，而且，还很可能是费老生前参与的最后一次重要文化活动。
古人很看重家书。“烽火连三月”的时代，家书有“抵万金”的功效；在平时，家书则往往是家教的一种，长辈通过家书，把道德修养、人格风范等传授给子孙，因此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家书，如《曾国藩家书》等。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梁启超，留下的家书大约在2000封以上，占其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还多。他通过书信传递对孩子的情谊，注重他们的知识训练，和他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使九个子女个个成才，其中三个是院士：梁思成(建筑)、梁思永(考古)、梁思礼(火箭)。
显而易见，更多的家书虽然同样对他人及后世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却不那么知名，比如明朝的任环家书。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载，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入侵，督兵江阴的任环给儿子写了这样一封回信：“我儿絮絮叨叨，千言万语，只是要我回衙，何风云气少，儿女情多耶！倭贼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宁？尔老子率兵，不能除讨，嚼毡裹革，此其时也。岂学楚囚对儿辈相泣帏榻耶！后来事未知如何，幸而承平，则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变，但臣死忠，妻死节，子死孝，咬定牙关，大家成就一个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语。儿辈莫晓，人生自有定数，恶滋味也，常有受用处，苦海中未必不是极乐国也。读书孝亲，毋贻父母之忧，便是长聚首，亦奚必一堂哉！”与此同时，还赋诗三首，其一：“草草功名六六年，正当烽火动江天。除残愧乏长驱略，策马空操短节鞭。”其二：“昔年走马阴山道，今日驱兵沧海涯。三尺龙泉书万卷，丈夫何处不为家。”其三：“放船中道转狂风，雪浪排山一点蓬。宴寝先生平旦死，安危不在海涛中。”
面对倭寇，学苏武嚼毡、马援裹革，而不学楚囚对泣，一句“此其时也”，让后人领略了任环甘愿为大家而舍小家的豪迈气概。《明史》对任环及其抗倭有比较具体的记载，说他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历知黄平、沙河、滑县，并有能名”。不过抗倭的时间，与李诩的记载相差了一年，是在嘉靖三十二年。在宝山洋，任环“奋前搏贼，相持数日，贼遁去”；在太仓，“短兵接，身被三创几殆”；已而“裹疮出海击之，怒涛作，操舟者失色，环意气弥厉，竟败贼，俘斩百余”……任环所以战功卓著，在于他治军有方，平时，“与士卒同寝食，所得赐予悉分给之”；战事紧急时，“终夜露宿，或数日绝食”。他还把名字写在皮肤上，说：“战死，分也。先人遗体，他日或收葬。”主帅这种视死如归的态度，令“将士皆感激，故所向有功”。
因为这封家书不那么著名吧，一度还被人给剽窃了。王应奎《柳南随笔》载，江阴进士缪诜“竟作文贞公与子书”，说这是他祖先缪昌期给儿子的家书。当然，缪诜不是全盘照抄，而是根据自家情形改动了其中的几个字，比如把“只要我回衙”的“衙”字改作“家”字；同时删去了“尔老子率兵不能除讨”等几句话。王应奎说，他初读到《缪氏家训》时，还以为“必文贞公作，而附会于任(环)者”，及读到《戒庵老人漫笔》，“乃知果任公作，《缪氏家训》误人耳！”得出这个结论其实并不难，缪昌期是万历时候的进士，万历在嘉靖后面，中间隔着个隆庆皇帝呢！
缪昌期也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中进士的时候已经52岁，“有同年生忌之，扬言为于玉立所荐，自是有东林之目”。把他跟东林党给联系在了一起，因为于玉立是东林党中的重要成员。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缪昌期与东林党首领杨涟、左光斗等关系不错是肯定的。据说，魏忠贤造生圹于玉泉山，曾请他写碑文，遭到严词拒绝：“生平耻谀墓，况肯为刑余辱吾笔邪！”魏忠贤因此恨之入骨。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有人说“乃昌期代草者”，魏忠贤“遂深怒不可解”。1625年，杨涟、左光斗等惨遭杀害，缪昌期被株连，“下诏狱”，但他“慷慨对簿，词气不挠。竟坐赃三千，五毒备至”，惨死狱中。
古代的家书，同时含有家训的意味，有时候，二者更可以直接划上等号，所以前人很注重搜集家书，是为了给后人以教化；如今的征集，是因为“现代通信方式的多样化，使传统家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白地说是“抢救”，担心“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下一代也许将不知家书为何物”。因此，对这两种搜(征)集家书，还不能等量齐观。
2005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