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来，在综合机关做财经工作的，除（李）富春同志过世以外，差不多今天都到了。最年轻的62岁，大一点的70以上，我今年75岁。30年来，变来变去，还是这些老人。为什么说要协力同心呢？都是共产党员，协力还不同心吗？因为财经工作问题很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老百姓的吃饭、穿衣等等，多种多样的问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怎么处理法，意见会有不同，但不过是意见不同罢了。我看意见不同也是好事情，哪怕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可以的。我记得还是在财贸办的时期，有一回争论要不要提高农产品比价，有一个同志叫王学明，他是主张提价的，辩论了三天，结果他承认失败了。我看采取这种辩论的办法好。辩论总可以搞清楚一些问题，经过比较，就可以看出哪一种意见好，取得一致看法。没有比较，不好。
第二点，陈云讲了调整的方法和目的。
陈云让大家将此次国民经济调整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联系起来考虑，他提出：
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马）的下（马），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第三点，陈云要求大家尽快理出目前经济领域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来。
他事先告诉大家，4月5日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大家都要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各部有各部的意见，地方有地方的意见，可能要争论一些问题，如安排2000万人就业，增加城市人口居住面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等等。要发扬经济民主，让大家把意见充分地讲出来。财经委的同志要理出几个重要的实际问题来，以便找到解决的办法。
第四点，要提拔一些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到财经委员会工作。
陈云感觉，要适应新时期的调整工作和改革开放局面，财经委员会成员的年龄明显地老化，对此他提议：
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40岁到50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而是在我们这里当“后排议员”。
他严肃和沉重的口气中透着风趣，说：
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45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陈云讲完话后，李先念也讲了话，他完全赞同陈云的几点意见。
为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中共中央于4月5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财经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托，根据事先与陈云沟通过的意见，在会上做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讲话。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为主要内容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正式拉开序幕。作为领导财经工作和经济调整的“总导演”，陈云着手抓了上海宝山钢铁厂这一重大建设项目。
4.按陈云的意见，这次调整，该下马的要坚决地下；该上马的，要“快马加鞭”。对宝钢这个最大的项目，陈云亲临现场调研，主张：“要搞到底，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上海宝山钢铁厂，是这次调整中面临的最大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