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日渐驶向那天崩地裂的“文革”。
细细探究起来，“文革”的前奏早已开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其前奏，“四清”运动也是其前奏。毛泽东对外“批修”，对内搞“四清”。
“四清”运动，1962年底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那“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叫“小四清”。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四清”运动在农村开展。城市里则进行“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后来，“四清”与“五反”运动合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
毛泽东以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南斯拉夫复辟，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变色”，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在1963年5月9日发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在思索着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他早在庐山会议上便已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斗垮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已在寻找新的斗争对象。他的极左思想不断膨胀，他的斗争矛头指向了多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刘少奇。
陈伯达第一次得悉毛泽东要整刘少奇这一惊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夜深了，陈伯达服了安眠药，迷迷糊糊躺在床上。
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那是一部机要电话，势必有要紧的事要告知他。他赶紧驱走睡意，接了电话。果真，事关重大：毛泽东要他马上去一趟！
陈伯达岂敢怠慢。对于毛泽东的召见，他总是招之即来。毛泽东习惯于夤夜工作，苦了陈伯达。
匆匆赶到毛泽东那里。原来，毛泽东要起草一份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由他口授，陈伯达笔录。
从毛泽东的话里，陈伯达这才悟出重要的“苗头”——毛泽东要整刘少奇！
原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分歧由来已久，直到这时终于表面化了。
毛泽东搞社教运动，像搞“文革”一样，事先并没有什么“伟大战略部署”，而是干着看，边干边摸索。
毛泽东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初，刘少奇对社教运动是投赞成票的。
1963年5月7日至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有彭真、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陈伯达、江华、胡辉邦参加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稿，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次提出十条政策，人称“前十条”。
5月10日、11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前十条”的前言时，亲笔加了一大段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所加的这一大段话，后来被作为毛泽东的一篇著作发表，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前十条”披露了毛泽东的“最新名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前十条”的核心，便是“抓”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前十条”指出，社教运动的任务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斗争”。
对“前十条”，刘少奇是支持的。这年9月，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10条，称“后十条”。“后十条”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刘少奇也是支持的。刘少奇对于社教运动所作的几次讲话，有些观点也相当“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