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苏联报刊针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连续发表社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
此后，中国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九评”是由钓鱼台的“秀才班子”写的。陈伯达有时参加审稿，不像写“二十五条”那样亲自主笔——因为康生在主持“九评”写作，他就不便插手了。
“九评”的篇目如下——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13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26日）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0月22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战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1月19日）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2月12日）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2月4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3月31日）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14日）
此外，“十评”原也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十评”未及发出，改作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这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中包含有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等正确内容，但是历史已证明其中对于当时把赫鲁晓夫在苏联所进行的改革、铁托在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一概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又做得过分。毛泽东把改革和对个人迷信的批判都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结果在“左”的迷误中越陷越深，以致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宣称“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他的个人迷信也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60年初，陈伯达这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三个副词，被写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