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人民公社的“发明权”究竟是谁的呢？毛泽东没有说，人们不得而知。
陈伯达向笔者坦率地承认，人民公社这个“歪点子”是他出的，“发明权”属于他。
陈伯达详细地说明了他是如何“发明”人民公社的：
根据当时接触过的一些材料（例如湖北），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办起了工业。
又搞农业，又搞工业，这件事启发我想起恩格斯的一种著名的论点。例如，恩格斯说：“……由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和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再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
我想，既然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同时又搞农业，又搞工业（即“亦农亦工”，或可说，“亦工亦农”。当时，这纯粹是自发的，这些工厂自认只是“小小工厂”），而仅署名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似乎不完全反映这种实在发生的情况，所以，我冒昧在一篇题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短文中，说这“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我原来的设想就是这样。
毛主席实地考察了河南七里营，据报道，当时他在那里回答问题的时候，表示“人民公社好”。
“人民公社好”这句话就这样传开了。
陈伯达《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发表于1958年第3期《红旗》半月刊，1958年7月1日出版，比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好”早了一个多月。
由此看来，人民公社的始作俑者，确实是陈伯达。正因为这样，连毛泽东也说，发明之权不属于他，他只有建议之权。这发明之权，属陈伯达——在“左”的道路上，他比毛泽东走得更远。
其实，在庐山上，毛泽东面对着彭德怀的激烈的批评，才说“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只有建议之权”。妙不可言的是，康生在这时出马了，给毛泽东帮忙，提供了关于人民公社的理论根据。
康生在庐山上写给毛泽东的信，当时曾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故不难查到。全文如下：
主席：
斯大林在1928年至1929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十年）反对联共党内右倾危险的两个报告，可供我们这次反右倾斗争的参考。特将其中的几段摘出，送上一阅。
又，恩格斯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时，曾提议不用“国家”一词，而用德文古字“公社”（Geme inwe sen）或用法文“公社”。可见“公社”一词，并不等于“共产主义”（虽然外国文字很相同）。巴黎公社，广州公社，都不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根据恩格斯的信，不仅我们的农业合作社，可叫做“人民公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做“中华人民公社”。这不仅没有违反马列主义，而是符合于马列主义的。因此，将列宁引证的恩格斯信中的几句话，也摘附于后。
敬礼！
康生
（1959年）8月3日
这一回，康生与陈伯达两位“大秀才”又进行了精彩的“合作”：陈伯达“发明”了人民公社，而康生则引马列的经典“论证”了人民公社。
仅此一斑，亦可见这两位“大秀才”在“左”星高照的那些岁月中所作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