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论证”，在八年之后，还被另外两位“大秀才”所青睐——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搞起了“上海人民公社”，其“理论根据”便是康生当年给毛泽东的信，同时也是对陈伯达所“发明”的人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的“发明之权”不属于他，但是毛泽东早就有类似的思想，正因为这样，陈伯达一提出“人民公社”，毛泽东马上就说“人民公社好”。
毛泽东早在1955年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就赞成办“大社”，提出“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这“大社”，实际上也就是人民公社。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把小型农业社适当合并成大型社的意见。这“大型社”，也就是后来的人民公社。
所以，毛泽东早有此意，而陈伯达一语道破，毛泽东立即肯定了“人民公社”。
不过，据陈伯达自云，他提出建立“人民公社”最初的出发点，是农村不仅要搞农业，而且要办工业。
毛泽东把“人民公社”发展为“政社合一，一大二公”。
后来，陈伯达在1958年7月16日出版的《红旗》第4期上，发表《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一文，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建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在1959年9月6日，毛泽东还指出：斯大林曾说，“公社必定是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
那是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在1959年9月3日给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报送了苏联经济学硕士伊·格洛托夫《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前途》一文摘要。这篇文章原载1959年9月2日《苏维埃俄罗斯报》。该文最后提到公社，认为“借助于社会主义国家巩固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其公有化水平，并不意味着将农业组合变成公社”，“而在共产主义下，公社作为一定所有制占有者的集体，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所有社会财富都是全民财产”。
毛泽东看了《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前途》一文摘要之后，给陈伯达写了一段批示：
陈伯达同志阅，退毛。
此人根本不研究马、恩、列思想，并且连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这一观点也否定。总之，作者认为公社无论何时都是有害无益的。
毛泽东
9月6日
这里还须顺便提一笔，1958年3月10日，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讲话，谈及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大跃进”。
陈伯达说：“哲学社会科学也可以跃进。跃进的办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陈伯达批评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缺点是“言必称三代”。
陈伯达所谓的“三代”，是指夏、商、周。
在陈伯达这次讲话之后，高等院校的文科开始把“厚古薄今”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进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