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1日，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陈伯达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一书，称颂“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杰出的代表”。这本书成为陈伯达在解放后的一部主要著作。
尤金看了这本书，认为可以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行，因为书中强调：“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追随苏联共产党的榜样，我们的党已经是布尔什维克化的革命党。”不过，尤金以为书名不恰当——书中提到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没有提到斯大林！
“陈伯达同志，我建议你把书名改成《毛泽东论中国革命》，这样更加简练、切题些。”尤金向陈伯达提出了建议。
陈伯达答应了。
于是，这本书的俄文版，便改用《毛泽东论中国革命》。
1951年9月，陈伯达到印刷厂，向工人们演说：“印刷《毛泽东选集》是一项很伟大很光荣的工作。由中国人写作的最伟大、最好的书，就是这本书，就是《毛泽东选集》。全中国、全亚洲、全欧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要求出版这本书。《毛泽东选集》出版以后，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感谢大家！”
1953年8月，当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中文版时，陈伯达居然也把书名改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
另外，在1952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上，陈伯达发表了《毛泽东同志论革命的辩证法》，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进行解释，阐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另外，因为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所以在院长郭沫若陪同下，曾到中国科学院发表长篇讲话。
讲话稿刊登于1952年9月4日《人民日报》，题为《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
这时，陈伯达的一系列著作，由人民出版社印成单行本出版，就连《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也印成米黄色封面的小册子发行。他已俨然成为中国的“理论家”。
作为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陈伯达还负责筹备建立“中央红色教授学校”，亦即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1952年12月4日，陈伯达、杨献珍、陈昌浩与苏联谢甫磋夫教授就这一问题作了谈话。翌日，陈伯达等写报告给毛泽东。
1952年12月10日，毛泽东写了如下批示：
对陈伯达等关于筹备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等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乔木同志：
将此件抄送各中央局宣传部长一阅，使他们初步了解中央准备成立红色教授学校的意图及其伟大的意义。
毛泽东
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