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毕竟是史家，论“风习与社会道德”之向背，力透纸背。陈、冼两人是否“贤者”，历史自有定论。陈、冼两人是否“拙者”，则一目了然。“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这一句，陈寅恪虽说的是历史，但已有预感地概括了自己及冼玉清们的最终结局。
陈、冼两人之高谊，在陈寅恪这段话中找到了落脚点。在1949年12月，陈寅恪夫妇与冼玉清结伴作了一次“探梅”郊游后，陈寅恪写下题为《己丑仲冬，纯阳观探梅柬冼玉清教授》一诗，诗中有这样两句：“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陈寅恪借名山胜地今昔之盛衰，慨传统文化之世纪浩劫。一年后，陈寅恪在赠与冼玉清的《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三首七绝中，有一首这样称许冼氏——“流辈争推续史功，文章羞与俗雷同。若将女学方禅学，此是曹溪岭外宗。”其时一些新编的中国历史书在文化界大行其道，陈寅惆忽展图看长叹息”，对“羞与俗雷同”的冼氏《修史图》，心头充盈着“胜地仙家有劫灰”般的感叹。
陈、冼两人的意气相投，使陈寅恪在晚年固守文化道德、学人气节标准的凄苦旅途上，不是一个独行者。这是南土给予陈寅恪在精神上一份最特别的温暖！
岭南大学这块绿洲可以使陈寅恪暂时忘忧，但新时代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来临了。
在北国，知识分子们感到了新世纪带来的雷霆万钧。
1949年5月11日，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1880年生。陈垣一生著述甚丰，是公认的传统史学大师。在该文中陈垣第一次以赞同的口吻提到了历史唯物论，并说是自己“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
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有“南北二陈”的说法，“南陈”指陈寅恪，“北陈”便是陈援庵。陈援庵的公开信，表明史学界也将面临一场巨变，它将令所有治史者在新与旧之间作出抉择，而且新与旧的界线，已经非常清晰地划出。
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内已开始出现批判胡适实证主义等旧治学方法的文章。到了1950年，北京学术界开始结合对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一些学者公开作自我检查。其中北京大学冯友兰及社会学家费孝通等人在报刊上发表的自我批评文章，在学界产生相当的影响。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时中国共产党虽尚未夺取全中国，但江山易主已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毛泽东的这段话仅是他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它反映了最高领袖对当时中国教育文化界有一个很冷静的分析。以毛泽东这番话去分析岭南大学这所教会学校为何在五十年代初反而欣欣向荣的更深一层的历史原因，答案已不言自喻了。但形势的发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同年10月12日，中央政府政务院明令接收影响甚大的北京教会学校辅仁大学。这事已宣告所有教会学校在未来的结局。同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抗击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全世界开始热切关注东亚地区燃起的熊熊战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
1952年初，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等领域掀起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在历次运动中必有的一个程序——人人过关，在这场运动中已见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