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这种境遇中的女性真可谓万劫不复了：她的家庭生活一部分是外人看得见的，是成功和令人艳羡的；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是外人看不见的，是悲惨的、非人的。到底她该怎么判断自己的生活？对此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她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她是否应该坚持自己在卧室中看到的真相？是坚持从卧室这个视角去看问题，还是相反？这样一桩仅仅掌握在她一个人手中的真相到底有多大意义？是仅仅对她本人有意义，还是对他人也有意义？思考这些非常艰涩的问题，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因为事情本身就是分裂的，外表的东西和内在的东西如此难以衔接。她在这中间努力挣扎、辗转反侧、反复犹疑，多次对自己说，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立刻终止，但是总会有别的事情冒出来将注意力转移，让她觉得卧室里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于是一再拖延下去。某种界限一再动摇，一再遭到模糊，到头来连她自己也弄不清事情是怎么开始的，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在这中间是否有人要承担责任，或者由谁来担负主要责任。用哈维尔的话来说，生活是一个有机体，损害其中的一个器官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肌体。失去了卧室里的真相，可能是失去生活其他方面真相的一个结果，也可能是失去生活其他方面真相的一个开端。
顺便说一下，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把握“经验的真相”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有某种东西存在于某处，人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肯定它的存在，允许它进入视野，渐渐能够和它产生对话，寻找出与它交流的语言，是一件吃重的工作。这里用得上一个词“确认”，有事实存在于某处，但是，人们没有对此加以确认，把它认可和接管下来，它就如同不存在一样。这里需要敏感、需要诚实、需要坚持、需要和“生活隐藏的层面”进行对话，把眼光放在“名不见经传”的事实上面，发掘出掉在生活缝隙中的东西。简单地说，多请教自己生活中的经验，而不是请教名师、大师。很可能，只有建立在“经验的真相”基础上的理论框架或者结构，才有可能是结实的、站得住脚的。
回到我们的论题上去。即使在那种因为不被确认而倍感痛苦的情况下，令我感到困惑的也不是我自己的这个性别，我思考得更多的是另外一个性别。我渐渐发现，这不是发生在某些个人身上的事情，不是某些个人的思想品质或者心理生理有什么问题，而是一种和中国传统有关的某种性别现象。确切地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政治中存在着某种病毒，这种病毒隐藏在谁的身上、什么时候发作并不重要；实际上，携带这种病毒的人，其本身也是受害者，对于在他身上发生的事实，他本人也困惑无比。他无意伤害任何人，到头来却深深地伤害了他最不想伤害的人。如果说他有什么不满，他只是对自身的行为、状态感到十二分的不满。他也在苦苦挣扎，在进行某种自我战争，想要摆脱加在自己身上的符咒，但结果发现这非常难，难得像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病毒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够制造的。
在下面尝试对这种病毒进行分析之前，还应补充一句：我提及这种现象，并不否认在中国存在制度上的男女不平等，制度上的“男尊女卑”过去有，现在也有；对此，和对于其他不平等的制度一样，我一概地不接受并予以反对。但同时要考虑到，一种制度具有若干个侧面，很可能某种制度内部即存在许多断裂，因而它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具体面貌，不可以用一句制度上的结论就把所有问题解决了。我将切入的这个角度，也是整体上不平等的等级制度的一个侧面，只是它所造成的某些后果，至今人们谈论得很少，尤其是给女性带来的影响，比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已经涉及的，还要复杂、缠绕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