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的来历
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的女性主义研究有一个十分重要也十分有价值的论点，即几千年的历史（history），实质上只是写了“半边天”的历史，只是写了男人（his）的历史。这一论点大大激发了知识界女性构建女性文化的雄心，她们重新用女性的眼睛解释世界和解构历史。于是，一场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医学等各门类学科的女性主义研究开始了。她们甚至预言后现代主义时代是一个铲除男权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
在预言了“一个新的夏娃即将诞生”后，在重建女性文化的思潮鼓舞之下，出现了女性写作热。她们看重自己的个人经历，表达了对战争、母爱、爱情这类在男权文化中一贯被讴歌、被神圣化的形象的反叛。她们以挑战者的姿态对文学史和历史上的种种神圣的偶像提出质疑和嘲讽。她们写自己的情感经历，却又不是在男权文化中心笼罩之下的女诗人的所谓“闺怨”、所谓“闲愁”的那一类情诗。因为她们不再乞求爱情，更不忸怩作态向异性献媚。说它是情诗，只因为它坦诚地描述了自己辛酸的失败的情感经历、对眷念者的依恋和失恋。她们把这种情感的描述当成自我拯救、自我解脱、自我认同的过程。
我们的身体就是语言。我们用身体说话。
“我看见了我自己。”女性用自己的眼光认识自己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被人听见”，这是西方女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妇女曾经发出“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宣言，她们提出“妇女抛弃男性权威，掌握自己身体主权”的意愿，她们反对“生理决定命运”的男权文化。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她们对传统文化表示怀疑，而对个人体验表示极大的肯定。“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成为女性写作热的直接动力。男性作家笔下的对女性作为情人的心理描写——这类形象往往把女主角写成“寸寸柔肠，盈盈粉泪”，写她们对男性的依恋，甚至以身殉情的痴迷——不再被女性作家套用或重复。女性主义的作品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角。德国女作家赫·柯尼希多夫的《博莱罗舞曲》对于女性处于婚外恋角色的心理活动是这样描写的，当小说中的女主角出于愤怒把她的性伙伴从阳台推了下去，随后将他的一双拖鞋也扔下去之后，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写道：“有时，我也琢磨，不知道那些在他的悼词里把他称为是他们或别的人眼里最井井有条的人是如何解释为什么在他自杀时竟然连鞋都没有穿。”在英国女权主义者、作家费·韦尔登的《萨拉热窝失恋记》里，作者写了一对男女到萨拉热窝幽会度假的故事。女主角发现她之所以与指导老师热恋，只是把一时的学术抱负和爱情混为一谈，只是想与妹妹争个高下，而不是真正的爱情。她从此自觉地“失恋”了。
在诗歌《山地议会》（普拉斯）这样的标题下，女性作家可以在议会内容形式（社会的主流文化）上不着一笔一墨，而完全去写一位居丧中的妇女在宗教活动中的内心活动。这位妇女参加宗教仪式，无疑是想在失去亲人后，找到一种精神力量以支撑自己摆脱困窘。而诗歌所描写的正是这位妇女逐渐从麻木中苏醒的心路历程。在这首诗中，普拉斯对妇女与宗教的关系做出了女性主义的全新阐释。
同样是写性，从女性视角出发，便有了一种与男权文化写性截然不同的景象。《另一个》诗中那位与男人私通的女性，像盗马贼，担心警察，忍着腹痛，顶住，“啊，病态的月亮；啊，有病的身子”，“屏住呼吸像公里计程/你上哪里去？”只要将女性主义文学和男权文化所描写的那些色情味的东西做一个比较，就能对女性主义对性的描写有些了解。
